王义遒 王义遒
王义遒生于1932年,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61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北大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曾任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常务副校长等职。采访王义遒是在他的家里,先生今年已是85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在采访中,他谈吐幽默风趣,丝毫没有大学者、大教育家的架子,给人如沐春风之感。
老一辈求学的经历是激励后辈前进的榜样故事。王义遒出生于宁波慈城,在建国前的战火纷飞中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代,1951年,高中毕业的他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专业。谈起当年高考填报志愿的往事,老先生眉飞色舞地回忆说,他填了五个志愿,依次是清华物理系、北大地质系、北大历史系、清华中文系和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报考物理系,一是因为当时国家鼓励学生学理学工,为新中国建设出力,二是因为仰慕钱三强先生在核物理领域作出的贡献。报考中文系是因为欣赏季羡林先生的文章,而报考地质系是因为李四光先生。至于历史系,王义遒说,他高中的时候偏好阅读文史书籍,知道北大历史系汇聚了一群德高望重的大师,内心十分神往。水利学校的志愿则是为了响应当时治理黄河的号召:“我就想如果前面的考不上,就去做点实事,治理黄河也很重要啊。”
和现在“一人高考、全家出动”的盛况不同,王义遒参加高考时,家里没有人知道他要考试,也没给过他任何压力:“我们没有像现在这样要花一年多时间备考。也就考前两个星期准备一下,翻一下高二的书。”当时是“全国统考”,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区。王义遒的目标是清华北大,除了到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参加考试外,就得去华北区。因为父亲在郑州工作,于是他便千里迢迢赶到郑州附近的平原省省会新乡考试。新乡当时还很落后,遍寻不到一个像样的旅馆,勉强在一个骡马大车店歇脚,夜间睡大通铺,遭受蚊子臭虫的轮番轰炸,败下阵来的他只能去外面转悠,一夜未合眼。次日早早进入考场,第一天考数学和语文,老先生笑言自己数学考试时五道题中有两道是空白,语文填空题虽然发挥尚可,作文不幸又出了“一生最激动的事”这一出乎意料的题目,只能挖空心思,勉强写了一篇迎接解放军进宁波城的文章。第一天出师不利,为了第二天考试能正常发挥,当天夜里,他干脆拼起考桌,在考场上睡了一觉。第二天的四门考试——理化生、英语、政治、史地,自觉发挥尚可,估计得分不会太低。录取发榜是登载在《人民日报》上,因为预估数学语文成绩不佳,老先生对清华大学的榜“不屑一顾”,怕受刺激,连扫一眼都没有。而北大与黄河水利专科的录取名单也没有自己的名字,心里自然万分沮丧。本以为今年落榜已成定局的他,突然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考上了第一志愿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几十年后,老先生回忆起这段“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往事,喜悦之情仍然溢于言表。
进入大学不久后,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物理系被并入北大,王义遒由此来到北京大学,并终生与这座园子结下不解之缘。初入燕园的老先生感觉北大清华两校有很大不同,他回忆道,清华当年是留美预备学堂,学校环境比较现代化一些,学生也比较洋气,北大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整体看来更古典。不过两校学生都很朴素,冬季往往是一件长袍避寒。
来到北大的王义遒在叶企孙、饶毓泰等前辈物理学家教导下,学业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大三时,他被安排为苏联教授的翻译,老先生回忆说:“我大学上了三年,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系里考核统计物理,我得了五分,然后又考了政治经济学,因为成绩出众,负责人便安排我留下当苏联教授的翻译,第二天去系里报道。”当时学校给他安排了一位俄语教师,而9月初开学时,教师已经离开。老先生说,自己严格意义上只学了两个月的俄语,之后都是自学,平时听录音记笔记,之后就当翻译。下半年十一之后苏联专家便开始上课,自带一位生活翻译,王义遒担任教学翻译。刚开始的时候,翻译工作进行得非常困难。专家是白俄罗斯人,口语有很多变化,而生活助理一般讲英文,三人沟通时闹出了不少笑话。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之后王义遒的俄语水平便有了很大进步。
经过这一阶段的积累,1956年,王义遒考取了留苏预备生,并于1957年来到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1958年转入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磁共振研究,1961年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1965年,回国后的王义遒成功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原子钟,为国防、航天、通信等事业作出贡献,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被授予重大成果奖。1993年,他因首创光抽运铯束频标的长期性能,获得中国物理学会饶毓泰物理奖。成绩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艰辛,老先生谈道,1969年至1979年,为了“三线”建设,北大成立汉中分校,无线电系、技术物理系和力学系这三个与国防有关的院系被搬迁至汉中,他跟随周培源先生去汉中找地址办学,一待就是近十年。回学校后条件一度也非常艰苦,因为经济困难,“需要两车粉笔,只能拉一车”。这种状况下,支撑老先生坚持学术研究的动力,是内心深处对科研的热爱。即使后来离开一线教学岗位,老先生仍努力推进科研环境改造,为北大建立了15个重点实验室。
1990年起,王义遒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在此期间,他与北大其他领导一起,继承发扬前辈优良传统,为北大的改革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曾针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形式,提出“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教学改革方针,将自己对于大学发展的理念写成《谈学论教集》和《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等书,先后两次荣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同时,老先生密切关注国外大学建设进展,1995年,在深入考察美国大学“面向21世纪的教学改革”后,他就美国高等教育注重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态度和素质这一特点向国家领导做了汇报,对我国推行素质教育起到了促进作用。
老先生曾在百年校庆时撰写社论,提到北京大学必须发扬百年以来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和“执着、宽松、荷重、为先”的学术传统,以创新为目标,以发展学术为核心,全方位担负起当代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使命。如今,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即将到来,先生回顾了北大100余年的历史,尤其强调传承和创新的作用。他说,清末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是针对工程建设,“五四”以后形成文科、理科、商科并重的学科体系,西方文化引进的虽然很多,但文化根基还是中国的,“全盘西化论”多次被证明不可实行,对中国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需要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实现。前100年,我们主要学的是如何把别人(他国文化)的拿来,以后中国需要更进一步融入世界,北大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文化上实现中西融合。中国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尊重本国国情,传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同时也要辩证地推进技术、思想的创新。比如当年引入的苏联高校教育模式,虽然有很多弊病,但是它带来的小班讨论、习题课、实验课,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有重要意义,在高校教育体制改革中,应该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王义遒曾向北大提议,将“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作为北京大学校训,这八个字源于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的就职训话——“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老先生认为,这八个字对于大学生有重要意义。他分析道,西方最早成立的大学是1088年建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它是学者自动组织、聚集学习、研究学术的师生共同体。古典大学的四个核心概念为修身、科学、自由、寂寞,即个人的发展、追求真理、学术自由与内部管理以及治学态度与社会关系。这使得西方大学自一开始便体现了远离政治的学术性和独立性。而中国的现代大学诞生在国家风雨飘摇之中,特别是在戊戌变法中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一开始便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中国的大学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性使得大学生应树立家国情怀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为国求学。而努力自爱则是大学对学生提出的另一要求,中小学是“被教育”,不能靠自爱,主要为养成人性,而对于大学生要强调自爱,学习是学生自主的需求与权利。大学生应当具备“两种态度”,一是不断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态度,二是正确对待自己、他人、事业、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态度;同时还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善于利用信息工具和外语的能力,二是培养独立自主获取知识,发展表达、交流、合作与组织的能力。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拥有的能力都是靠自身取得,因此学生应当自爱、自觉、自省、自由,最终实现自我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