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琳和许德珩的友谊

　　1935年冬，北京学生掀起反日爱国的一二·九运动，学生游行受到镇压后宣布罢课，周炳琳当时既赞成同学们反对华北政权特殊化，又认为学生罢课会影响学业而加以劝阻。许德珩则亲自参加12月9日和12月16日学生们的游行示威队伍。1936年华北政权特殊化日益严重，周炳琳在《独立评论》第228号（1936年11月22日）上发表《冀察政局》一文，抨击和反对冀察政权特殊化。此文和张奚若的《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独立评论》第229号（1936月11日29日）一文，使《独立评论》（周刊）受到“立即停刊”的处分。
　　抗战前，周炳琳、许德珩在欧美留学时认识的徐冰，正在以邢西萍教授的身份在北平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同周炳琳、许德珩工作上有密切的交往。他同他们谈起陕北遭受封锁，物资匮乏，缺少布鞋，大家都穿草鞋，也缺少钟表等物。于是，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4位教授共同出资，劳君展与徐冰夫人张晓梅一同先到史家胡同56号周宅，与魏璧一起同到附近的东安市场，选购了30多双布鞋、12只怀表和10多只火腿，委托徐冰和张晓梅装上一辆已经准备开动的卡车运往陕北，送给毛泽东等同志，对他们的胜利到达陕北表示亲切的慰问。
　　毛泽东收到这些物品后于1936年11月2日写信表示感谢，信中写道：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的共同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毛泽东[1936年]11月2日抗战时期，周炳琳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副秘书长。他在参政会上多次抨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指出国统区政治混乱、民不聊生，国民党的统治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他强烈主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反对反共。当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一股反共逆流，通过了恶毒攻讦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致使中共参政员愤而群起退席以示抗议时，周仗义执言，严词斥责顽固派的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罪行，会后又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慰问中共参政员。这时，许德珩也是国民参政员，在参政会上他多次发言“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暴虐罪行”。（《许德珩回忆录》第209页）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政府杀害，他于7月17日致函梅贻琦，要求追查此案。他又联合滞留在重庆的33位教授，以快邮代电致南京政府教育部朱家骅部长，要求追查凶犯及主使，以平公愤。
　　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周炳琳仍为北大法学院院长。他又聘请许德珩到北大法学院政治学系任教授。1946年秋天，许德珩有时一个人整天独自坐在周宅的客厅中。我走过去同他谈话，他严词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怒斥反动官僚们一个个都是“废铜烂铁”！我当时曾将他的这些言论写入《许德珩》一文，在上海《文汇报》“人物志”栏上连载。
　　1946年周炳琳和许德珩都被指定为“国大代表”。这时，他们对这个“国大”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所以坚决拒绝参加。当时的天津《大公报》在1946年11月13日的新闻报导中，以《周炳琳许德珩在平对记者谈国大问题》作为大标题，写道，他们“一致声称：愿参加一个代表多方面的国大，深恐参加了这样一个国大（指伪国大),会增加分裂的可能。”“周院长（炳琳）且仍认为以承认国大旧代表为一失策之事，使得以后的文章不好做。他在一年多以前，已在参政会上指出政治混乱之可怕，到今天已感无可奈何。他说：胡适校长去赴会，‘因为他是校长’。邵力子、雷震曾来电催过周许二氏赴会。周院长最近丧母，甚少出户。许氏亦在准备教书，彼表示甚希望课程少些，多读些书。”
　　许德珩在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4日发表的与记者徐盈、彭子冈的谈话中，也说：“此次国大断然召开，政局前途不堪想象，是以深感个人责任之大，故若非各方协商一政参加，我个人不拟赴京。”
　　南京政府一再来电催促他们前往参加，他们都拒绝去南京参加伪国大。周炳琳还竭力劝阻胡适参加伪国大。据胡适当时的贴身秘书邓广铭教授（那时是副教授）称：周炳琳和胡适为了此事在胡适的校长办公室里争吵得面红耳赤。胡适终于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并到南京在伪国大上将在他主持下通过的伪宪法亲手捧交给蒋介石。
　　1946年12月24日晚，美国士兵在北平东单广场强奸了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12月30日，周炳琳、许德珩等北大教授共48人联名致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暴行。要求“迅绳以法”，“保证此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世界日报》1946年12月31日）1947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历史学会举办“五四历史晚会”。会上，周炳琳面对在红楼后面民主广场上的数千同学讲了《对于“五四”的怀念》，号召青年发扬五四精神。（《观察》周刊 1947年第2卷第12期第16页）许德珩在这次晚会上讲演，说明：“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为国家人民负责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许德珩回忆录》第228页）1947年5月20日，华北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周炳琳十分担心同学们的安全，他责成何思源市长一定要压制住各路军警特务，保证参加大游行的同学们的安全。大游行以后，5月28日周炳琳和北方各大学教授共585人，联名发表《呼吁和平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
　　1947年5月30日，周炳琳等北大清华教授102人联名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指出：“政府当局应深切省悟。政治败坏之责任本在政府而不在学生，学生由苦闷积愤而发生之呼吁及运动，只能善导而不能高压。”
　　1947年6月2日，华北学联将此日定为“反内战日”。并在北大民主广场召开“华北学联追悼内战死难军民及反内战死亡烈士追悼大会”，同学们请周炳琳上台讲话。他说：“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是绝对正确的，希望把这声音带到中国的任何一角落。”
　　他还反对上海有的学校用“共产分子”的名义开除学生，并且认为这是不合理和不合法的。这时，听众中“青年的人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表示出他们的敬意。”（《观察》杂志，1947年第2卷第16期第17页）这一天，反动军警特务用铁丝网和沙包包围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特务们还围攻位于景山东街（现名沙滩后街）的北大学生宿舍西斋，周炳琳急电何思源市长赶到景山东街解救。何思源及时赶到，北大同学围着他向他控诉特务暴行。站在小轿车两边踏板上的两名警卫向天空鸣枪后，他的专车才得驶离。
　　1947年秋，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周炳琳深为不满和愤慨，他起草并领衔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意见书，并征得许德珩等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共48位教授签名，力斥政府的“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不智的举动，要求政府对此重新作出决定。（连载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