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2019年 年4 4月 月28 28日下午 日下午， ， 黄恒学教授与课题组部分成员前往东花市南里社区调
近年，国务院系列文件多次强调“以社区为依托解决民生问题”，“社区”一词也已逐渐走进北京市民的生活。据记者观察，北京大学东门外的原“蓝旗营小区”现已更名为“蓝旗营社区”。究竟什么是“社区”？从“小区”改名“社区”背后的动因是什么？社区里涉及民众生活的诸多问题如何跟进……对于这些问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黄恒学教授带领团队进行了多年研究，其研究成果 《北京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研究》 近日获得了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在一个雨天的午后，黄恒学教授为本报记者讲述了他们的研究以及他对“社区”的理解和观点。
社区是每一个人“永不下岗”的单位“社区”的定义很多，但黄恒学认为，“社区”就是“人区”。社区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是在尊重社会历史背景、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基础上划分的有明显界限的人的生存空间。社区具有一定的人口密度和空间边界，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据黄恒学介绍，目前北京市有3000多个社区，社区有大有小，有的社区上万人，有的社区三四千人。与原来的小区概念不同的是，社区在规模上存在一个小区分属不同社区和不同小区隶属同一个社区的情况。从管理模式上来讲，社区突破了原有的各自为政的单位化、行政化的小区模式，逐渐向社会化的社区模式转变。这一转变可以打破单位之间的壁垒以及资源相对孤立的状态，可以促进资源的社会化配置，提高效益。社区由政府统一规划，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居民的生活、生产服务，以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高速发展，人口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流动，同时也伴随着人口的重新聚集。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都可能因为各种因素发生变革，单位也可能面临破产、倒闭、撤并等等变化，而从单位进入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依然有子女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生活、生存需求。那么，谁能够保障这类群体的生活权益？黄恒学说，根据国务院最新文件精神，国有企业下岗、离退休人员在脱离原单位母体后，将由社区负责接收他们的养老关系、社会保障关系和党组织关系等等。“把社区建设好就是为人民服务。”
实际上，政府希望为每一位市民找到一个更为长久、甚至是“永不下岗”的关系挂靠单位、服务保障单位。而社区是人聚集起来的生活区，一般来说很难发生诸如“破产”“倒闭”等情况，它的特性决定了它很适合担任这样的角色。例如，已从原单位离退休的中共党员，这一群体的党建活动如何开展？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北京市丰台区某社区的退休老人以社区为单位成立了老年人党支部，积极开展党建活动。这些老年人分属不同的单位，与各自回原单位原党支部参加党组织活动比起来，在社区内开展组织活动更加方便有序，同时也丰富了社区文化生活。
黄恒学认为，市场化的本质就是社会化，而从依托单位的“单位人”转变为依托社区的“社会人”则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由之路，符合社会变革潮流和发展方向。作为首都的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城市，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又是金融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旅游中心等等，做好社区的公共服务建设，不仅可以方便、快速、有效地解决市民需求，也是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中心城市的必然要求。
把问题解决在社区构建幸福社区、人文社区、健康社区、和谐社区、绿色社区、平安社区等是构建理想的美好社会的重要举措。换而言之，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如果每一位市民的需求都能在社区得到有效的落实，那么整个社会的管理自然会更上一层楼。
社区建设主要面临哪些问题呢？黄恒学告诉记者，其实社区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社区同样面临着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大部分问题，比如社区经济问题、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卫生问题、安全问题、文化问题、规划问题、就业问题、党建问题……目前北京市各街道、小区“脏、乱、差”等卫生问题和“膀爷”等不文明现象有了很大改善。这种相对“表面化”的工作已经有了起色，而社区垃圾分类、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虽有一定的成绩，同时也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黄恒学举例说道：“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南里社区充分调动居民人尽其才、各尽其能，积极鼓励在文化、艺术等方面有特长的居民走
出家门，在社区里当老师、办讲堂，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极大丰富了社区的文化生活，对社区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正面的引导作用。”
黄恒学介绍说，社区工作的下一步重心就是要考虑如何将“社区”与“学区”“医区”“警区”等挂钩，进一步解决好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治安等热点问题。同时建立社区图书馆、社区展览馆等设施，进一步做好社区居民的精神文明建设，通过社区管理促进社会治理。“社区是人民生活的家园，是公共服务的基础平台，是党和政府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依托，把问题解决在社区，完善社会化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步。”同时，黄恒学还强调，将社区看作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就是要把社会管理的重心下移到基层、将公共服务资源下沉到社区。社区为社会管理工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能够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社区研究促进社区发展目前，“社区”在中国大陆还属于新词，社区化工作还处在探索阶段。开展社区工作不是简单地将“小区”更名为“社区”，而是需要在社区范畴内解决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实际问题。要解决好上述社区面临的种种问题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研究，以社区研究促进社区的发展。
“深入社区是开展社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黄恒学说道。为开展“北京社区文化建设”的研究，他和他的团队几乎跑遍了北京市的各个社区，了解社区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组
织开展问卷调查、访谈等调研活动以及亲身实践，实际调查研究当前社区存在的普遍问题和不同小区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他们亲自参与到社区服务中去，为需要关爱的老人、贫困居民等送去米、面粉等生活用品，实地体验北京社区生活，在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建议。黄恒学告诉记者，“北京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研究”这一项目不仅得到了北京市委、区委、街道办及社区各级领导的重视，还得到了社区群众的大力支持。在街道办、社工以及市民的积极参与下，问题能够得到具体的分析和解决。例如针对社区的老、幼托管问题，社区开设老幼托管中心，方便居民日常工作生活，同时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展和研究问题的深入，黄恒学和他的团队意识到，社区建设需要大量交叉学科的知识，因此，他呼吁更多领域的专家积极关注社区问题。社区的问题包罗万象，具体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来支撑。比如，社区的垃圾分类问题、社区的依法管理问题、社区的经济问题、社区的规划问题等等需要相关的环境生态学、法学、经济学、城市规划等学科理论研究的支持。有些问题还需要多个学科的专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黄恒学举例说，德胜社区使用信息化的手段建立智能社区，能更加规范地为社区群众提供服务。该社区能够针对居民的问题快速作出反应，工作方式更加阳光透明，工作态度也更加亲和，为社区居民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另一方面，信息化引入社区管理带来了社区生活的“透明化”，比如某社区能够实时监控进出社区的人群信息。那我们不禁要思考“透明化”的尺度如何把握，如何实现在保障公共安全的情况下，保障社区居民的隐私。而这一问题或许需要引入哲学、法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
黄恒学向记者介绍了中国大陆以外一些地区和国家社区建设的情况。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社区文化”发展相对较早，海外社区公共服务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经验价值。北京发展社区文化需结合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社区公共服务经验和北京的实际情况实现创新管理。北欧国家模式实行的是社区政府自治，美国实行的是社区服务民营化，日本社区管理以自治为主，新加坡在社区建设中推行的是政府指导下的居民自治、统一指导与民主自治并行。目前国内许多城市受国外社区发展经验的启示，在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推动社区服务民营化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并且在公共服务民营化的门槛如何设置以及民营化公务服务绩效评价与问责体系建设如何跟进等问题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北京社区建设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如何打造“北京特色”社区公共服务，实现创新管理。
黄恒学还提到，北京社区建设不仅仅需要党政机关提供政策引导，更需要多方社会资金支持，需要将人、财、物等各种资源下沉到社区。同时界定社区的法定地位，把社区工作纳入到法律层面也是下一步政府工作需要考虑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