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次:第1522期   



讨论 讨论150 150机的设计方案 机的设计方案半导体专业学生下车间学习 半导体专业学生下车间学习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无线电系的几个学生去爬山,到晚上还不见回来,我们派同学到处去找,没有音信。幸好第二天上午他们自己回来了。说是走在山上迷路了,山崖太陡,下不来,天黑了,找不到路,只好几个人挨着在岩石上度过一宵,总算有惊无险。我走在去南口的路上,有时会顺道去察看为技物系建造的那栋两层小楼,当时连楼板都被拆空了,农民在里面养着几头牛。想起当时西山口居民常将我校不少砖瓦等建筑材料拿去用于建造自己的小屋,而且造得离学校越来越近,以便日后搬迁时好要高价,我们多么迫切需要赶紧将这5000亩地的宏伟蓝图早日实现啊!
  可是好景不长,从1964年开始,先是毛泽东《春节谈话》 严厉批评了当时教育状态,接着是不断的学术思想批判,北大的著名学者首当其冲:冯定的 《平凡的真理》、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等等。“山雨欲来风满楼”,北大人大多忧心忡忡,果然,不久进来了工作队,北大开始了高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陆平以“执行资产阶级修正教育路线”而被打倒。这件事情惊动了中央,在邓小平的指导下,1965年通过两次全校干部会,总算大体纠正了“社教运动”的错误,学校恢复了一点元气。1965年夏,数学专业也全搬迁过去了。200号形成了两系共存的局面。不过,当时高年级学生大部分都下乡“四清”去了,校园显得有点冷清。
  1966年6月1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开启了全国“文化大革命”。参加“四清”的学生回校,“文革”工作组进校,北校区也开始了批判斗争。但不到十天,就要求我们全体返回海淀总校搞“斗、批、改”了。由于没有多余宿舍,我们教师集体住在第一教室楼的教室里,二三十人一间。之后,大概由于66级学生毕业走了,我们无线电系教师才又搬到南校门内的22斋(楼),直至1967年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各自自动回家或各找住处了。不过,我们的一些衣物和书籍,还都存放在十三陵分校的宿舍里。
  1969年10月20日晚,军工宣队召开全校战备和教育革命动员大会,要求我们无线电电子学系、技术物理系和数学力学系的力学专业的主体和多数人都迁到陕西汉中“653分校”,而且四天内就要动身,不仅个人用品要搬走,而且系里能搬动的教学科研设施全要搬走。这意味着我们将一去不复返了。不少人是连家带口一起走的。于是,我们利用极短的几个小时,将200号宿舍内的东西一扫而光,带回各自家里,该卖的卖,该扔的扔,24日早晨,我们轻装上阵,携家带口上了南去的火车,第三天凌晨到达阳平关,转赴汉中褒城,在连城山下落户了。在以后的一个月内,各种仪器设备,连桌椅板凳都陆续到齐了。至少是我们教研室在十三陵分校的东西几乎是一件也不拉地运到汉中了。我们永远告别了昌平!
三 、四十年 ——1979前后的撤离
1969年10月下旬,当无线电系大部分人去了汉中时,却有两个专业的主体留在了北京。一是水声专业,他们正在承担一个国防急需项目,另一个是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专业(一般称为计算机专业),他们是总校另有需要。但这两个专业也有少数人去了汉中,而去汉中的其它专业里,也有少数人留在北京(大都是因为正在从事当时国家急需的科研项目或到工厂去参加了各种“教改小分队”)或由于其他原因去了江西鲤鱼洲分校。
  其实在此之前,在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6月24日周培源副校长到汉中召开“653分校”基建会议时已传达了北大校领导要将计算机专业留在北京的想法。因此,“653分校”建设工程中将无线电系大楼的建筑面积大幅压缩,只在分校教学大楼里留了一个较大的公用计算机房的面积。
  此外,军宣队领导认为总校也不能没有无线电系,所以,将在各工厂参加“教改小分队”和研制水声项目,以及少许因各种原因留在北京或去了江西鲤鱼洲分校(1991年8月该分校撤销,全体人员返回北京)的原无线电系人员集中起来,稍后在海淀校区又建立了另一个无线电系,形成了北大两个无线电系在北京和汉中并存的独特局面。
  10月20日晚上召开的全校战备和教育革命动员大会上,还明确宣布了“教育革命”的任务:全校师生分赴江西鲤鱼洲、陕西汉中和北京远郊各处,是承担着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大道”,做“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者,新教育制度的探索者,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通劳动者”的巨大教改任务的。留在昌平的计算机专业师生,正面临着重大新任务。他们在“教育革命”的口号下,与数学、物理和化学系的部分教师和学生相结合,于12月在昌平200号成立了“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其
主要任务是研制电子计算机及相关集成电路。当年11月27日,学校军工宣队指挥部与校革命委员会向国家计委、四机部军管会和北京市革委会写出报告,请求为北大电子仪器厂与北京有线电厂(738厂)、830厂,以及石油部、地质部、二机部(后三为使用单位)合作,共同研制固体组件型的每秒百万次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即“150机”)解决试制过程中所需的设备、材料及投资等问题。
  第一次研制这百万次计算机任务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仅仅依靠原无线电系计算机教研室的四十来人是完全不够的(他们仅有一点1958年后在海淀总校研制电子管型“红旗”计算机的不成熟经验)。何况在研制计算机工程中还必须解决大量软件和硬件的设计与制作,以及资料、材料、器件、设备和工艺等各方面问题,都要从头开始;而且还有许多组织管理和后勤运行等任务。这样,以研制该计算机(定名为DJS-11机,代号为“150机”)为中心,学校不仅调集了数学力学系(特别是计算数学专业)、物理系(特别是半导体专业)和化学系的部分师生,而且还有少许文科的师生,集中到昌平200号电子仪器厂,按照军队建制,工厂下面设置了五个“连”,分别主管计算机系统、硬件、软件、半导体集成电路、材料、设备与外协、后勤等事务。学校任命8341部队军宣队员童宣海为厂长和总支书记。这样,当时新成立的“电子仪器厂”在建厂初期就聚集了包括协作单位人员和新复转军人等在内的共554人,使这块地方恢复了热气,重新出现了些许“繁荣”。
  由于领导得力,组织有方,分工明确,各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了,研制的进展很快。1973年8月27日 《人民日报》 就在头版刊登了我国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的消息。它于1974年正式交付石油部646厂使用后,完成了我国陆上和海洋部分石油勘探地震数据资料的处理任务,并支持了我国在石油勘探数字处理技术上的发言权。该机于1978年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并作为重要历史事件之一镌刻在北京 《中华世纪坛》 前的甬道上。我校电子仪器厂先后生产了四台150机,分别交付给石油部等单位使用。
  1974 年 1 月,电子仪器厂与数学力学系合作,继150机之后,又研制成功了每秒10~15万次的中型集成电路通用计算机——DJS-18(代号6912)机,可用于数据处理和数值计算。该机共生产了12台,分别由北大计算中心等单位使用。该年9月,第二台6912机还曾运往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展陈。另外,还为北京分析仪器厂和北京天文台等单位研制成功了微程序控制的“积30”(代号为J-30)专用计算机。在此基础上,1976年10月电子仪器厂还向校党委提出了研制亿万次电子计算机的方案,获得党委同意。
  1975年6月,电子仪器厂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块硅栅N沟道1024位MOS随机存储器和用于高速计算机的多层印刷电路板。它们与150机和汉中分校的铷原子频标与返波管一起都荣获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记得1975年末,我从汉中到总校来向军宣队领导魏银秋汇报我们铷原子频标完成研制任务,与请四机部召开设计定型鉴定会的筹备事宜时,他建议我到200号去参观一下。当我在那里看到了我国第一块集成电路时,问这问那,欣喜异常。特别是我重新看到了200号的工作人员忙忙碌碌、热气腾腾的景象,十分高兴。
  此外,无线电系计算技术专业的王选老师和数学力学系陈堃銶老师,从1975年起在校系和四机部等多方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设计了汉字字形的高倍率压缩和不失真的快速复原方案。1976年9月,四机部将“748工程”中的精密照排项目下达给北大。所以这里也是以王选为主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印刷系统的发祥地。
  从1970年开始,电子仪器厂还先后招收了多届计算机专业、程序设计专业和半导体专业的工农兵大学生,这开辟了北大“厂办专业”的教学体制,也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如1970级张大鹏曾任香港理工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是国际上著名的“生物特征识别”专家;1974级的凌小宁曾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资深创始者之一等。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以校党委书记周林名义通过教育部长刘西尧呈邓小平副主席的 《北京大学两个半月工作报告》 中提出“汉中分校拟迁回北京”的意见,4月28日校党委做出撤销汉中分校决定,汉中分校于当年下半年开始至1979年3月完成撤离。与此同时,学校决定废除“厂办专业”做法。1978年经周培源校长提议,校党委通过决定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张世龙先生担任首任系主任,他于1979年1月上任。1978年11月遵照谷牧副总理指示开会安排的1979年北大基建计划中就包括了“元件车间2300平米”,就为电子仪器厂撤离昌平200号做了铺垫。从1979年开始,随着教学
单位首先搬回总校,电子仪器厂也逐步拆散撤离昌平。但根据总校腾房与建设情况,整个搬迁过程时间拖得较长。那里是一边搬迁一边生产,直到1982年才撤离完毕。
  1979年3月2日,学校校务委员会开会,决定研究在十三陵校区成立“大一部”问题,拟请丁石孙负责筹建。这就意味着电子仪器厂从该校区撤离后,该校区将成为“大一部”。在4月28日的党委常委会上又决定任命王竹溪副校长兼任“大一部”主任,王学珍和夏自强任书记和副书记。但是,后来因种种原因,此计划没有落实!
四、二十年—— 1999后的丢弃
1955年,由教育部提议,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创办了“教育行政学院”。它是培训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领导干部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也具有教育管理研究和决策咨询性质,院址原在北京市宣武区和平门。1960年停办,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复办学院,定名为“中央教育行政学院”(现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当时院址就在“北京大学昌平校区”,1982年正式开始办学。可是,确定这件事已是1981年9月了。当时北大校长办公会同意以“借用”名义给国家教委筹办该学院,希望借用期间是5年,并表示要签订协议。
  这样,随着电子仪器厂的不断搬迁并最终撤销,200号就归教育部(1985-1998期间为“国家教委”)管了。不过,因为他们当时用不了那么多地方,一些楼房仍由北大派人维护。
  1989-1992年,北大一年级新生实行在军事院校军训一年,使1993和1994两年,由于1992级军训生与1993级本科新生同时入校和1994年本科毕业生人数少(1989级招生仅700余人),以及研究生人数的增加,学校净增学生约5000人,校舍凸显紧张。学校领导就决定将昌平校区从国家教委那里要回来。为了使全校干部认识这块宝地,1993年为期5天(后两天仅教务人员参加)的教学改革研讨会就是在那里召开的。国家教委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谈判过程颇费踌躇。最后教委领导同意:这块地方产权属于北大,由北大决定如何使用;教育行政学院只是暂时使用,可望在1996年底搬出。北大因学生人数增长,要使用这片地方,应有长远打算。若将来要“两地办学”,应有规划报教委。他们要北大考虑“两地办学”所产生的困难,对此要有充分估计,增加的经费完全得由北大自筹解决。他们还要求我们减少招生名额,将学生去昌平上课作为权宜之计,到昌平校区上学的学生以 500 人为宜。这点我们没有同意,因为当时北大招生人数已缩减很多了,1994年本科招生仅为1400多人。我们当然也充分认识到“两地办学”对学校在人力、财政、管理上所带来的困难和压力。但我们已决心将这块土地作为将来北大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风水宝地”,准备以此为突破口谋求未来的发展。决定当年文科新生600多人先在那里上课。
  这样,经过与教育行政学院协商,很快达成了协议:宿舍四号楼归北大学生住宿,一个餐厅由北大使用,教学楼的一半面积 9400 平方米、138间给北大,公共部分暂由行政学院管理,北大按比例缴纳费用。事实上昌平这块地方容纳两校学员教学与生活绰绰有余,但因多年未充分使用,维修工作量极大。而且,教育行政学院是一个培训机构,在那里有“暂栖”性质,对水电管网都没有进行严格维护。北大学生过去,加上各种服务机构与设施,就会有千把人。他们长年都在那里学习生活,所需保障条件自然更高。这就必须依靠地方支持,为此我们及时与昌平县当局做了沟通,提出了从水电容量、生活供应、邮电交通、医疗卫生、安全保卫等多方面的地方保障要求。对此,昌平县领导给予热情支持。他们也有想利用北大进驻来提升昌平文化科技含量的意图,双方一拍即合。昌平县县长亲自召开了有多个职能部门参与的现场会,迅速解决了各方面难题。此后,昌平县常务副县长又和我们召开过一次现场办公会,及时解决了许多非常琐碎的具体问题,如水的供应、电话增容等。常务副县长总结说:要保证北大9月开学,通过多方合作提高昌平教育水平,成为北京卫星城;北大科技开发成果要优先给昌平。应当说,在处理外部关系上,我们还是做得相当顺畅的。
  在学校内部,北大后勤部门详细规划了各种房屋设施的修缮、维护与日常运行的费用。这里牵涉到上下水、土建、修建、动力、供暖、家具、伙食、交通、医疗等多方面的设施,以及图书、计算机、语音、电视、文娱等教学和业余生活设施。估计总开支400万元。还要配备相应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生活造成的困难与损失要给以一定补偿。校长办公会正式定名该地区为“昌平园区”(后改称“昌平校区”),任命副总务长崔殿祥为昌
平园区办事处主任,原地球物理系总支书记张荫春为分党委书记。办事处下设党政联合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教务办公室和总务办公室。9月初,文科新生都到了昌平校区,共有17个班,文科各系都派出了班主任。他们基本上都在昌平与学生一起共同工作与生活,对学生非常热爱和负责。起初学生对生活与学习上有不少意见,例如:伙食、洗澡、医疗、交通和选修课、图书报刊、社团活动之不足等,不久就得到了基本解决。学生们也提出了园区的小卖部可由学生自己来经营管理等,反映了他们的自治自理要求。这里的学生工作是大头,先是黄建刚,后来是朱非等人,工作都做得很有效,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那里的一个很大缺陷是不像海淀总校,差不多每天都有各种各样课外讲座。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昌平园也几乎每周都会邀请一些名师来做课外讲座。与总校学生无事经常逛街不同,那儿学生业余生活更多的是学生的自主活动,周末爬山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令人心旷神怡。他们的自主自治自理能力确实要比海淀的学生更好,我曾表扬过他们,并为他们生动活泼的油印刊物 《我爱昌平园》 写过一篇 《序》。教务工作也做得井井有条。我特别钦佩哲学系的张翼星、王守常等老师,以昌平为家,出了很多好主意,对学生照顾得体贴入微。1997年后教育行政学院逐步迁出,搬到大兴,1998年后昌平园完全收回北大了。我们曾酝酿理科一年级也搬过去,物理系还曾准备将普通物理实验室的部分设备先搬过去。不过,由于多数教师反对,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人强烈反对。我个人也因即将退出行政岗位而不敢坚持,结果此事无果而终。后来,1999级一位女同学在2000年初夏因晚间回校园的路上遭遇不测,不少人认为该地很不安全,影响学校声誉,昌平校区办学计划从此撤销。文科1999级成为该校区值得纪念的最后一届的学生,昌平园再一次荒芜了!
  后来,该地区曾办过一些继续教育的培训班。2006年之后的几年里,由美籍华人余国良博士在北大创办的美中教育机构(ESEC)在那儿曾举办过若干期“全封闭英语口语培训班(TIP)”,为中国英语口语教学做出过贡献。以后,学校有的科研机构因房屋紧张,或不适于人群稠密区,曾有一些设施在那里工作。如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中试基地”,以及工学院的高超声速静风洞等。不过,相当一段时间里,那儿处于半废弃状态。
五 五、、当下的遐想 当下的遐想
如前所述,目前昌平校区占有土地577亩,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这土地里包括现有围墙内542亩和属于西山口村、在今万西路以西的南北两个小院35亩。1960年退地后尚余的773亩中,有约144亩属8区技物系,已建了一栋3800平米的两层实验楼,它于1974年给了海军,用以置换在海淀建2000平方米仪器厂的建筑任务。校园规划西侧山外的太平庄,原有我校绿化山区任务的生活点,山林、房屋都属我校管理,“文革”前夕作为历史系半工半读基地,“文革”中被用作囚禁“黑帮”的“牛棚”,之后又成为西语系开门办学的基地。原有88间平房,约占地140余亩(产权属昌平十三陵林场管,后交给了北大管理,其中有60亩为果园)因未办妥土地证手续而放弃。据当地居民说,该地现由北京警察学院管理(此事我有责任,在校领导分工由我主管昌平校区工作时,我曾嘱咐要办好这块土地证,当我1999年离职时以为已办妥,实际上却没有,十分内疚)。这样,原有地跨十三陵镇的西山口、小宫门、悼陵监以及南口镇一个村约5000亩的规划土地,东南至西北,已被新建的“京新高速”所分隔;现校区南北,则分别有“南涧路”(南口至涧头)和“万西路西支路”(万娘坟至西山口)两条公路所拦阻。这片土地不仅为不少道路占用,而且还建起了北京警察学院等学校、商业、工业和娱乐设施,西山口村的民居则包围了校区的东北两面。可是,当时征用上述几个地方土地时,连种植其上的每一棵树木,梨树、枣树、香椿、核桃等,学校都是付了钱的,尽管当时只给每家几元至几十元(今天要值几百上万元了),学校档案馆还保存着给钱的几百上千户的花名册呢!
  此外,据当地居民和泰陵园村委会工作人员说,在泰陵园村委会南面,尚存三排南北向东西长的平房(30间,现由外来居民租用),其房产仍属于北大。如上所述,这些平房是当年为拆迁西山口的民居而盖的(这可从档案中查到),后因基建计划变更,西山口居民实际上未迁去。这片房子占地面积为3亩多一点,并未计算在前面数字中。
  尽管如此,该地区仍有向四面扩展的不少余地,向西跨过河沟,即使以现京新高速为界,尚有
不少土地可征用,东北方向则更有大批土地可以利用。一个问题是可能要拆迁西山口的一些民居。不过,相较于在海淀拆迁了成府的一千多户民居,其难度显然要低得多了。此外,也许要将“南涧路”和“万西路西支路”适当改道,这应该不太困难。不过,南涧路现在正在扩大,此事宜速不宜迟,否则将来再改造将会代价很大。我想,将现有校园扩展到3000亩的土地困难应该不大。
  在我们西边虎峪附近的清华200号核能院已扩张到了约2000亩土地(他们原有校区面积远小于现北大的昌平校区),而若干年前昌平县政府曾建议同时给我校扩展到3000多亩,而我们却没有要!当下,在南涧路以北的大批土地上,他们正在热气腾腾地构建新校园,几栋大楼已拔地而起,显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在我们正东面约一公里处,国家计量院的第二基地目前又在做大规模扩展。记得1997年,我受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之托,曾伴随王大珩先生和清华的金国藩院士及中科院物理所杨国桢所长,为他们做了一个“第二实验基地”的规划论证。十二年后,计量院在那里建成了一个规模恢弘、十分漂亮的新院址,现已做出多个国际先进的研究成果,已堪称为“世界一流”的国家计量研究院。我们为什么不能将昌平校区与海淀校区一起共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呢?!
  显然,北大海淀校区已然不能满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有同学说,北大使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房屋拥挤,走在光华管理学院附近的建筑群里,逼仄得令人憋气。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实验室也挤得甚至有碍安全!更何况现在是科技突飞猛进的大科学时代,少不了使用庞大的科研设施,甚至还可能管理庞大的国家实验室,因此,土地用量的需求十分可观。目前,除了上述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中试基地”和工学院的高超声速静风洞外,物理学院的宽禁带半导体超净实验室、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卫星与无线通信研究中心、该院真空规管与原子钟工程研发等实验室也已进驻此校区,新的动物实验基地正在修建。不过总体说来,建筑与土地使用效率仍很低。特别是没有学生活动,操场与体育设施接近废弃,游泳池被作为蓄水池用,十分可惜。目前有少量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房,租借给民办的明园大学的国际民航管理学院等几个单位使用。但整个校区依然空空荡荡,人气不旺。我想极而言之,即使不扩张现有校区土地,在其上再建两栋宏大的教学科研大楼也是充裕的,甚至其中间的广场面积也要比当下西校门内或图书馆前的广场大得多,气势也更为恢弘壮丽。500多亩土地上,只有五万多平米的建筑,无论如何算不上有高的利用效率(海淀校区的建筑占据率比昌平几乎高了近十倍)!
  这块宝地应该继承当年研发我国第一台原子钟、第一只返波管、第一台百万次电子计算机和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等等的雄风,重新作为教学与科研基地使用起来。它不仅要成为科学研究基地、基础研究向实际应用转化的研发平台,而且要有大量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青年学子在那里学习与奋斗,使它成为北大这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那儿的环境与几十年前已大不相同。昌平地区(不算沙河高教区,那里已有六所大学进驻)已建设起了规模宏大的教育科研基地,其中有中国石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昌平校区;在涧头村和卧虎山以西,我们的校区、北京警察学院、清华核能研究院和北京化工大学等大学并排而立,其规模已堪与学院路边的“八大学院”相比。交通运输情况也大为改观。北大昌平校区门口,就有地铁昌平线的终点——西山口站,其他还有三路公交车线路。附近涧头村街道上的生活设施,如宾馆、餐饮、生活超市一应俱全。不过由于森林葱郁,昭陵已不可见,思陵仅隐约可见了。
  最近,听说学校已决定在密云科技开发区发展医学部教学科研基地;在距现有昌平校区约8公里处原民办吉利大学的约1025亩地,拟将开辟成为以人工智能为特色的应用型学科和新型工科的教学科研平台。如果能将主体位于十三陵镇的原昌平校区和位于马池口镇的该新校区联合起来,在中间地段再建设若干住宅和生活设施,昌平两个校区密切结合,将远比当年“东方莫斯科大学”更为宏伟。
  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要是北京警察学院同意,将其校园与面积稍大的吉利大学校园互相交换,就可使北大校区与警察学院校区(该地原属早期北大校区计划之内)连成一片了(尽管中间被“京新高速”分隔)。这样北大、清华这对在海淀的“难兄难弟”邻居又可在昌平成为“比邻”了(1959年两校都在昌平始建分校,工号均为“200号”;“文革”前夕三线建设,两校分别在汉中与绵阳设立分校,代号“653”与“651”,各处我国西北南缘与西南北缘,距离较近互有往来),在海淀,清华的发展空间曾远大于北大,而在昌平,北大的发展余地就可大大扩增了。不过目前两校中间还隔着一个已经废止的“北京缩微景区”,将来若能把这块地方建成为两校共享的教职工生活福利区,不失为一种美妙的想象。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大学无水就缺乏灵气。当今昌平校区的西墙外有一条北沙河上游的河沟流过。可以设想,在其下游处建造一道水闸,将河床拓宽,并采取一些防渗漏的措施,就有可能建造一个有半个未名湖那么大的人工湖泊。再将其西面与警察学院接壤的一片土地用建筑和园林美化起来,并将西山口村的部分居民迁移,在现有数学力学大楼对称位置(最早规划的化学系区)上再建造一栋“E”字形大楼,并在其间北面位置上建造一栋10来层的校区主楼,作为行政与信息资源大楼,就可形成一个开阔宏伟、景色旖旎的新校区。
  作为未来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将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我们的陆平老校长,将会在天上含笑闭目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