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作证

·丛中笑
楔子
2006年2月13日，传统的元宵节刚过，春节欢乐的气氛还弥漫在空中，中国的媒体铺天盖地、不约而同地报道了一位科学家逝世的消息。
《光明日报》以《汉字之伤》为题写道：
这个穿行在汉字王国中的智者远去了，撇下他钟爱的文字，作永远的告别。
料峭的寒风传播着他渐渐弥散的体温，在远方以远，依稀可见他的淳厚笑容，依稀可辨他的单薄身影。
在书籍中，在报纸上，在键盘的敲击中，在火热的生活里……
北京大学为他设立了纪念灵堂，来自四面八方的悼念人群络绎不绝。人们送来了鲜花和挽联，纷纷在留言簿上写下感言，字里行间饱蘸着无尽的思念……
他是谁？
他是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人，他领导的团队二十年磨一剑，艰苦奋斗，使这一成果在中国广泛普及和应用，以摧枯拉朽之势，掀起了中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印刷技术革命；
他的发明，使拥有几千年悠久历史、却被某些专家预言为“计算机时代掘墓人”的汉字，如鲤鱼般高高一跃，越过了计算机这道龙门，进入了光驰电掣的信息时代，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以这一发明为主体的“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被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数十名院士评选为25项“二十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之一，位列第二名，仅次于“两弹一星”；
他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第三世界科学院“三院院士”；
他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务；
他得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乃至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20多项大奖；
但他说，我只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一个普普通通的科学工作者。
他的名字叫做：王选。
一、幼年王选——与父母有关的言传身教
1937年2月5日，上海衡山路一条老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传出一阵响亮的婴儿啼哭声，王守其和周邈清的第五个孩子降临人世。哥哥姐姐们十分喜爱可爱的小弟弟，开玩笑地说他是“末奶头”，意思是最后一个吃母亲奶的，又说他是一个“多奶头”，本不该来世上，是“多出来的”。王守其思忖半晌，给小儿子取名“选”，除了按辈份名字中要带“辶”，王守其大概希望这个坚持要来世间走一遭的小生命，能够在遇到人生的岔路口时，选择正确的道路。他和妻子当然没有想到，这个名字，日后竟响遍了整个中国。
王选的祖籍是江苏无锡，这是一片秀丽富饶、人杰地灵的江南土地，自古名人辈出。王氏是无锡有名望的大家族，王选的曾祖父王縡，清朝同治年间中了进士，名列二甲第60名，后来官至福建主考。王选的祖父王蕴亨清末时到苏州府电报局谋事，后来在常州府做幕宾。1903年王选的父亲王守其(1903-1996)出生，由于是晚年得子，又是唯一的儿子，王选的祖父母对王守其格外宠爱，自幼教其习读古书。王守其聪敏好学，最终考上了上海“南洋大学”，即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
1937年王选出生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国际贸易停滞，公司业务萎缩，王守其领到的维持费少得可怜，当时王选和哥哥姐姐们都在上学，生活顿时陷入窘境。因此，在王选关于父亲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了让儿子记住这一使中国遭受耻辱的事件，父亲给王选起字“铜卢”。上海的苏州河上有座著名的大桥“外白渡桥”，是贯穿南北的交通要道。上海沦陷后，桥上挂起了日本国旗，有日本宪兵把守，中国人必须对着旗子三鞠躬，才能过桥。深受侵略之苦的王守其对日本鬼子极为痛恨，不愿受这份屈辱，几年不走外白渡桥，宁愿绕远从其他桥过河。王守其还教育子女不要买日本货。有一次，王选的大姐因日本铅笔便宜，就买了几支，父亲发现后大发脾气，把铅笔丢到火里烧毁，还狠狠训斥了女儿一顿。
还有一次，父亲悄悄交给王选一张小画报，上面画着一个精神抖擞的中国军人和一面中国国旗。王选一看非常喜欢，但他知道在沦陷区保存这样的画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发现，要担很大的罪名。可父亲舍不得销毁，对王选说：“没关系，把它藏在你们小孩子这里，不会有事的。”两人一起把画藏在王选的抽屉里，上面压上好几本书，一直保存到抗日胜利。这件事成了王选心中的一个秘密，也是他幼小心灵受到的最早的爱国启蒙教育。
在王选眼中，父亲最大的特点是做事严谨认真，奉公守法。他从解放前的会计一直做到解放后的高级经济师，工作从未出现过纰漏。在科研上，王选继承了父亲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作风，同时他也传承了父亲另一个重要品质：待人热情、诚恳，格外顾念同事和同学的情意。
与父亲的威严认真相比，母亲则慈爱宽厚，勤劳能干。母亲对新鲜事物和社会进步抱着开明和拥护的态度，非常支持儿女们追求进步。抗日的时候，她曾不停地踩着缝纫机，做了许多棉马夹捐给打日本鬼子的军队，解放后她对新政策也十分拥护，加上为人和善，乐于助人，还做了街道干部。
王选觉得自己受母亲的影响比受父亲的影响更多，在他身上，洋溢着母亲善良、诚实、宽厚、谦和的人格，追求政治进步，总是用开放的胸怀对待新事物。
在和谐温暖、开明进步的家庭环境熏陶下，王选健康快乐地成长着，他从小树立了爱国奉献的价值观，形成了正直善良、诚实宽厚的做人原则。
二、学生时代——与数字结缘的人生起点
1942年，5岁的王选进入当时上海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的上海南洋模范学校，开始了求学生涯。
小学五年级时，王选获评为班上“品德好、最受欢迎的学生”。数十年后，王选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才意识到小学的这一荣誉对自己一生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首先要做个好人。青少年时代就应努力按好人标准培养，只有先成为好人，才能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好事。”
1948年，王选以全班第二的成绩从小学毕业，被保送升入南洋模范初中。初中部设在上海西郊的七宝镇，所有学生必须住校，一周才能回家一次。学校生活条件十分简陋，没有电，晚上教室自习点的是汽油灯，宿舍里是亮度更差的煤油灯。几十个学生住在一间大屋子里，不论寒暑，每天清晨都要集体出操，伙食也比城里差得多。但小小少年是不知愁滋味的，王选觉得这恰恰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他和大家在宽阔的空地上尽情地踢小足球，把自己完全融入了集体。
初中三年，王选最大的收获是喜欢上了数学。到初三时，他已不满足老师的教学进度，开始自学新的内容，学期中间，他就把整个学期的习题全部做完了。后来王选报考大学时，志愿填报的全部是数学系。
1949年5月，上海迎来了解放，王选的大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哥很快也加入了青年团，他们经常给全家人讲一些革命道理，在王选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1951年，刚满14岁的王选提交了入团申请，被顺利批准，成为班里唯一一名团员。这是王选在追求进步思想的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个坚实脚印。1951年，王选被免试保送南模高中，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天平路200号。
高中时期，学习对于王选仍然是轻松的，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班级和社会工作上。因为全班50多个同学中，只有他一名团员，所以他担负起发展团员的重任：找人谈话，写材料，开会，过组织生活……从高一到高三，班上团员发展到十多人，大多数都是王选介绍的，团支部也是在他的努力下筹建起来的。
由于王选工作出色，高一那年被评为全年级唯一的优秀团员，同学们佩服地称他“社会活动家”。
1953年，转眼到了高三，该报考大学了。到底报哪所大学？王选想起跟父母一起送大姐去北京上学的情形：大姐是从上海坐船出发的，热闹喧嚣的码头上，望着滔滔江水，高大的客轮，王选仿佛看到了一个遥远而充满魅力的世界。于是，王选在报名志愿表上工工整整填下了三个志愿：
第一志愿：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第二志愿：南京大学数学系；
第三志愿：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数学系。
1954年夏，王选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取了第一志愿——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三、求学北大——另辟蹊径的人生抉择
1954年，17岁的王选身着白衬衫，脚穿黑布鞋，怀着青春的憧憬从上海来到北京。石狮、华表、拱桥，古木、湖光、塔影……北京大学以它雕梁画栋的皇家气派、兼容并蓄的文化风范，深深触动着王选的心，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刻，王选仿佛就已认定，自己将在这片圣地度过一生。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主张要把办学重点放在基础课上，因此，王选和同学们一入学，就受到名师的精心教导：江泽涵先生教“解析几何”，程民德先生教“数学分析”，丁石孙先生教“高等代数”……这些名师有的经验丰富、治学严谨，有的教学方法独特、自成体系，王选听课时经常感觉如沐春风。众多名师的引导，严格的数学训练，使王选顺利迈入了高等数学的殿堂，并为他日后从事计算机应用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王选遇到了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选专业。可供选择的有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计算数学在当时是冷门，王选却选择了它，他认为，新兴学科往往代表着未来，越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发展前景就越大。
选择计算数学后，王选对计算机技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1958年春天，毕业实习开始了。王选和同学们在年轻的“计算机原理”课老师张世龙带领下，参与了“北大一号机”的设计改进工作。王选对计算机逻辑设计和调试有了完整、翔实的认识，动手能力也大大加强。更重要的一点，是王选对计算机设计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冲动。
1958年，王选大学毕业，留校参加工作。他在接下来的“红旗机”研制中投注了巨大心血，几乎搭上了性命。
四、科研与爱情——重获新生的灵丹妙药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时代，借着这一东风，科技界和高等院校掀起了研制计算机的热潮。北大在高校中一马当先，决定研制一台每秒达一万次定点运算的计算机，如果成功，其运算速度可以列入当年世界前10名。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北大给这台计算机起了一个同样火红的名字——　“红旗机”，由张世龙负责具体研制任务，他把刚刚毕业的王选抽调过来，担任自己的“左膀右臂”。
王选以满腔热忱狂热地投入到“红旗机”的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中。他一头钻进了实验室，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最紧张的时候，40个小时都不曾合眼，熬完通宵回到宿舍，坐在床上就睡着了，等口水掉下来，醒了，再脱衣服躺下。但一到机房，王选就变得格外精神，聚精会神地想出各种高招，解决一个又一个技术困难。同事们由衷地佩服，都称王选是 “拼命三郎”。多年后，王选用“跌打滚爬”来形容在“红旗机”硬件第一线的战役。
1960年，我国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因缺乏睡眠已经十分疲惫的王选，又受到饥饿的折磨。当时米面都是定量供应，晚饭只能靠喝稀粥充饥。过度的疲劳和饥饿摧垮了王选的身体，1961年夏，王选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病，这使王选不能再工作，1962年，他不得不回到上海父母身边治病。
王选本就是个越挫越勇的人，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无所事事地躺着，他决定，边治病，边学习，边钻研。
早在研制“红旗机”的时候，王选就养成了看外文资料的习惯，他让年轻的女同事陈堃銶寄来计算机方面的英文资料进行研读。为了加快阅读速度，王选还想出一个办法——通过收听英语广播来提高反应能力。通过这一办法，王选的英语口语和阅读水平突飞猛进，为后来在科研中了解国外技术发展方向、采取独特的技术途径，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研读国外计算机文献时，王选经常被那些耀眼的创新成果所折服，激动、叹服之余，他反问自己，为什么我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呢？王选发现，只掌握硬件设计，不懂得程序和应用，不从使用的角度来研究计算机，照样产生不出创新的想法。1963年，大病未愈的王选决定：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这是王选又一个闪烁着前瞻意识的洞察力，因为当时整个中国也鲜有人如此思考并付诸行动。
他决定从研制ALGOL 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入手，开始了ALGOL 60编译系统的设计，设计好一部分方案，就把它寄到北大，由许卓群、陈堃銶、朱万森几个教师去具体实现。
1965年夏，王选身体稍有好转，便告别父母，回到北大，与陈堃銶等同事一起，在DJS 21计算机上研制成功ALGOL 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在几十个用户中得到推广，被列入“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史大事记”中。更重要的是，从那以后，王选在软、硬件两方面的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再翻看外国文献时，常常能发现对方设计的不足，继而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法。王选后来感慨地说：“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我找到了创造的源泉，这是我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
科研取得突破的同时，王选也收获了爱情，他和陈堃銶相恋了。陈堃銶个性顽强，正直善良，伶俐聪慧，生就一副银铃般的嗓音。她也求学于北大数力系计算数学专业，比王选高一届，毕业后留在数学系工作，担任过王选的辅导老师，所以，陈堃銶既是王选的师姐，又是他的“小老师”。更重要的是，两人性格互补，志趣相投，在一起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
爱情是胜过世间一切良医的神药，加上计算机研究这副独特的补剂，王选终于走出生命的死亡线，重获新生。
五、相濡以沫——浴火重生的科研热情
1966年冬天的一个周末，王选躺在昌平200号北大分校冰冷的宿舍里，仔细听着门外的动静。终于，门开了，身材娇小的陈堃銶提着一网兜罐头和点心走了进来，王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身体刚有起色的王选，在一次去参加麦收劳动时再次一病不起。北大到处是来搞大串联的红卫兵，根本无法养病。王选便来到了远在郊区的昌平200号分校。每逢周末，陈堃銶都会从北大乘车到昌平镇，再走一大段路来看王选，这是王选最快乐的时光。
“王选，我们结婚吧！” 陈堃銶把手里的东西往桌上一放，对王选说。这是她想了一路的一句话。
王选一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的身体这样，怎么可能结婚？”
“正是因为你的身体，我们才要赶快结婚，这样可以在学校要一间房子，我可以名正言顺地照顾你！”
“可我怕影响你的前途……”
“怕什么啊！”
听了陈堃銶的话，王选心中溢满温暖和感动，千言万语涌动着，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1967年2月，北大未名湖畔的一间小屋里，婚礼悄悄举行。陈堃銶花一元钱买了一块小搓板儿，同事们找来两张单人床一拼，两个人把各自的箱子铺盖搬到一起，就算是结婚了。
在那段政治运动冲击的艰难岁月中，王选和陈堃銶始终相互搀扶着。
1972年春，王选苦闷彷徨之际，悄悄为北大“150机”设计出巧妙的两位纠错码方案，虽无名无利，却点燃了他重新进行科学研究的热情。
（下转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