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2018年12月18日,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王选荣列其中。王选是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被称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者”。本报刊登北大计算机所王选纪念室主任、王选生前秘书丛中笑副研究员的传记文章,纪念这位为北大、为国家和民族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汉字作证

——记“当代毕昇”王选院士

    期次:第1506期   

·丛中笑
楔子
2006年2月13日,传统的元宵节刚过,春节欢乐的气氛还弥漫在空中,中国的媒体铺天盖地、不约而同地报道了一位科学家逝世的消息。
《光明日报》以《汉字之伤》为题写道:
这个穿行在汉字王国中的智者远去了,撇下他钟爱的文字,作永远的告别。
料峭的寒风传播着他渐渐弥散的体温,在远方以远,依稀可见他的淳厚笑容,依稀可辨他的单薄身影。
在书籍中,在报纸上,在键盘的敲击中,在火热的生活里……
北京大学为他设立了纪念灵堂,来自四面八方的悼念人群络绎不绝。人们送来了鲜花和挽联,纷纷在留言簿上写下感言,字里行间饱蘸着无尽的思念……
他是谁?
他是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人,他领导的团队二十年磨一剑,艰苦奋斗,使这一成果在中国广泛普及和应用,以摧枯拉朽之势,掀起了中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印刷技术革命;
他的发明,使拥有几千年悠久历史、却被某些专家预言为“计算机时代掘墓人”的汉字,如鲤鱼般高高一跃,越过了计算机这道龙门,进入了光驰电掣的信息时代,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以这一发明为主体的“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被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数十名院士评选为25项“二十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之一,位列第二名,仅次于“两弹一星”;
他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第三世界科学院“三院院士”;
他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务;
他得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乃至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20多项大奖;
但他说,我只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一个普普通通的科学工作者。
他的名字叫做:王选。
一、幼年王选——与父母有关的言传身教
1937年2月5日,上海衡山路一条老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传出一阵响亮的婴儿啼哭声,王守其和周邈清的第五个孩子降临人世。哥哥姐姐们十分喜爱可爱的小弟弟,开玩笑地说他是“末奶头”,意思是最后一个吃母亲奶的,又说他是一个“多奶头”,本不该来世上,是“多出来的”。王守其思忖半晌,给小儿子取名“选”,除了按辈份名字中要带“辶”,王守其大概希望这个坚持要来世间走一遭的小生命,能够在遇到人生的岔路口时,选择正确的道路。他和妻子当然没有想到,这个名字,日后竟响遍了整个中国。
王选的祖籍是江苏无锡,这是一片秀丽富饶、人杰地灵的江南土地,自古名人辈出。王氏是无锡有名望的大家族,王选的曾祖父王縡,清朝同治年间中了进士,名列二甲第60名,后来官至福建主考。王选的祖父王蕴亨清末时到苏州府电报局谋事,后来在常州府做幕宾。1903年王选的父亲王守其(1903-1996)出生,由于是晚年得子,又是唯一的儿子,王选的祖父母对王守其格外宠爱,自幼教其习读古书。王守其聪敏好学,最终考上了上海“南洋大学”,即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
1937年王选出生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国际贸易停滞,公司业务萎缩,王守其领到的维持费少得可怜,当时王选和哥哥姐姐们都在上学,生活顿时陷入窘境。因此,在王选关于父亲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了让儿子记住这一使中国遭受耻辱的事件,父亲给王选起字“铜卢”。上海的苏州河上有座著名的大桥“外白渡桥”,是贯穿南北的交通要道。上海沦陷后,桥上挂起了日本国旗,有日本宪兵把守,中国人必须对着旗子三鞠躬,才能过桥。深受侵略之苦的王守其对日本鬼子极为痛恨,不愿受这份屈辱,几年不走外白渡桥,宁愿绕远从其他桥过河。王守其还教育子女不要买日本货。有一次,王选的大姐因日本铅笔便宜,就买了几支,父亲发现后大发脾气,把铅笔丢到火里烧毁,还狠狠训斥了女儿一顿。
还有一次,父亲悄悄交给王选一张小画报,上面画着一个精神抖擞的中国军人和一面中国国旗。王选一看非常喜欢,但他知道在沦陷区保存这样的画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发现,要担很大的罪名。可父亲舍不得销毁,对王选说:“没关系,把它藏在你们小孩子这里,不会有事的。”两人一起把画藏在王选的抽屉里,上面压上好几本书,一直保存到抗日胜利。这件事成了王选心中的一个秘密,也是他幼小心灵受到的最早的爱国启蒙教育。
在王选眼中,父亲最大的特点是做事严谨认真,奉公守法。他从解放前的会计一直做到解放后的高级经济师,工作从未出现过纰漏。在科研上,王选继承了父亲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作风,同时他也传承了父亲另一个重要品质:待人热情、诚恳,格外顾念同事和同学的情意。
与父亲的威严认真相比,母亲则慈爱宽厚,勤劳能干。母亲对新鲜事物和社会进步抱着开明和拥护的态度,非常支持儿女们追求进步。抗日的时候,她曾不停地踩着缝纫机,做了许多棉马夹捐给打日本鬼子的军队,解放后她对新政策也十分拥护,加上为人和善,乐于助人,还做了街道干部。
王选觉得自己受母亲的影响比受父亲的影响更多,在他身上,洋溢着母亲善良、诚实、宽厚、谦和的人格,追求政治进步,总是用开放的胸怀对待新事物。
在和谐温暖、开明进步的家庭环境熏陶下,王选健康快乐地成长着,他从小树立了爱国奉献的价值观,形成了正直善良、诚实宽厚的做人原则。
二、学生时代——与数字结缘的人生起点
1942年,5岁的王选进入当时上海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的上海南洋模范学校,开始了求学生涯。
小学五年级时,王选获评为班上“品德好、最受欢迎的学生”。数十年后,王选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才意识到小学的这一荣誉对自己一生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首先要做个好人。青少年时代就应努力按好人标准培养,只有先成为好人,才能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好事。”
1948年,王选以全班第二的成绩从小学毕业,被保送升入南洋模范初中。初中部设在上海西郊的七宝镇,所有学生必须住校,一周才能回家一次。学校生活条件十分简陋,没有电,晚上教室自习点的是汽油灯,宿舍里是亮度更差的煤油灯。几十个学生住在一间大屋子里,不论寒暑,每天清晨都要集体出操,伙食也比城里差得多。但小小少年是不知愁滋味的,王选觉得这恰恰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他和大家在宽阔的空地上尽情地踢小足球,把自己完全融入了集体。
初中三年,王选最大的收获是喜欢上了数学。到初三时,他已不满足老师的教学进度,开始自学新的内容,学期中间,他就把整个学期的习题全部做完了。后来王选报考大学时,志愿填报的全部是数学系。
1949年5月,上海迎来了解放,王选的大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哥很快也加入了青年团,他们经常给全家人讲一些革命道理,在王选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1951年,刚满14岁的王选提交了入团申请,被顺利批准,成为班里唯一一名团员。这是王选在追求进步思想的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个坚实脚印。1951年,王选被免试保送南模高中,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天平路200号。
高中时期,学习对于王选仍然是轻松的,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班级和社会工作上。因为全班50多个同学中,只有他一名团员,所以他担负起发展团员的重任:找人谈话,写材料,开会,过组织生活……从高一到高三,班上团员发展到十多人,大多数都是王选介绍的,团支部也是在他的努力下筹建起来的。
由于王选工作出色,高一那年被评为全年级唯一的优秀团员,同学们佩服地称他“社会活动家”。
1953年,转眼到了高三,该报考大学了。到底报哪所大学?王选想起跟父母一起送大姐去北京上学的情形:大姐是从上海坐船出发的,热闹喧嚣的码头上,望着滔滔江水,高大的客轮,王选仿佛看到了一个遥远而充满魅力的世界。于是,王选在报名志愿表上工工整整填下了三个志愿:
第一志愿: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第二志愿:南京大学数学系;
第三志愿: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数学系。
1954年夏,王选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取了第一志愿——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三、求学北大——另辟蹊径的人生抉择
1954年,17岁的王选身着白衬衫,脚穿黑布鞋,怀着青春的憧憬从上海来到北京。石狮、华表、拱桥,古木、湖光、塔影……北京大学以它雕梁画栋的皇家气派、兼容并蓄的文化风范,深深触动着王选的心,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刻,王选仿佛就已认定,自己将在这片圣地度过一生。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主张要把办学重点放在基础课上,因此,王选和同学们一入学,就受到名师的精心教导:江泽涵先生教“解析几何”,程民德先生教“数学分析”,丁石孙先生教“高等代数”……这些名师有的经验丰富、治学严谨,有的教学方法独特、自成体系,王选听课时经常感觉如沐春风。众多名师的引导,严格的数学训练,使王选顺利迈入了高等数学的殿堂,并为他日后从事计算机应用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王选遇到了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选专业。可供选择的有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计算数学在当时是冷门,王选却选择了它,他认为,新兴学科往往代表着未来,越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发展前景就越大。
选择计算数学后,王选对计算机技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1958年春天,毕业实习开始了。王选和同学们在年轻的“计算机原理”课老师张世龙带领下,参与了“北大一号机”的设计改进工作。王选对计算机逻辑设计和调试有了完整、翔实的认识,动手能力也大大加强。更重要的一点,是王选对计算机设计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冲动。
1958年,王选大学毕业,留校参加工作。他在接下来的“红旗机”研制中投注了巨大心血,几乎搭上了性命。
四、科研与爱情——重获新生的灵丹妙药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时代,借着这一东风,科技界和高等院校掀起了研制计算机的热潮。北大在高校中一马当先,决定研制一台每秒达一万次定点运算的计算机,如果成功,其运算速度可以列入当年世界前10名。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北大给这台计算机起了一个同样火红的名字—— “红旗机”,由张世龙负责具体研制任务,他把刚刚毕业的王选抽调过来,担任自己的“左膀右臂”。
王选以满腔热忱狂热地投入到“红旗机”的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中。他一头钻进了实验室,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最紧张的时候,40个小时都不曾合眼,熬完通宵回到宿舍,坐在床上就睡着了,等口水掉下来,醒了,再脱衣服躺下。但一到机房,王选就变得格外精神,聚精会神地想出各种高招,解决一个又一个技术困难。同事们由衷地佩服,都称王选是 “拼命三郎”。多年后,王选用“跌打滚爬”来形容在“红旗机”硬件第一线的战役。
1960年,我国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因缺乏睡眠已经十分疲惫的王选,又受到饥饿的折磨。当时米面都是定量供应,晚饭只能靠喝稀粥充饥。过度的疲劳和饥饿摧垮了王选的身体,1961年夏,王选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病,这使王选不能再工作,1962年,他不得不回到上海父母身边治病。
王选本就是个越挫越勇的人,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无所事事地躺着,他决定,边治病,边学习,边钻研。
早在研制“红旗机”的时候,王选就养成了看外文资料的习惯,他让年轻的女同事陈堃銶寄来计算机方面的英文资料进行研读。为了加快阅读速度,王选还想出一个办法——通过收听英语广播来提高反应能力。通过这一办法,王选的英语口语和阅读水平突飞猛进,为后来在科研中了解国外技术发展方向、采取独特的技术途径,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研读国外计算机文献时,王选经常被那些耀眼的创新成果所折服,激动、叹服之余,他反问自己,为什么我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呢?王选发现,只掌握硬件设计,不懂得程序和应用,不从使用的角度来研究计算机,照样产生不出创新的想法。1963年,大病未愈的王选决定: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这是王选又一个闪烁着前瞻意识的洞察力,因为当时整个中国也鲜有人如此思考并付诸行动。
他决定从研制ALGOL 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入手,开始了ALGOL 60编译系统的设计,设计好一部分方案,就把它寄到北大,由许卓群、陈堃銶、朱万森几个教师去具体实现。
1965年夏,王选身体稍有好转,便告别父母,回到北大,与陈堃銶等同事一起,在DJS 21计算机上研制成功ALGOL 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在几十个用户中得到推广,被列入“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史大事记”中。更重要的是,从那以后,王选在软、硬件两方面的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再翻看外国文献时,常常能发现对方设计的不足,继而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法。王选后来感慨地说:“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我找到了创造的源泉,这是我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
科研取得突破的同时,王选也收获了爱情,他和陈堃銶相恋了。陈堃銶个性顽强,正直善良,伶俐聪慧,生就一副银铃般的嗓音。她也求学于北大数力系计算数学专业,比王选高一届,毕业后留在数学系工作,担任过王选的辅导老师,所以,陈堃銶既是王选的师姐,又是他的“小老师”。更重要的是,两人性格互补,志趣相投,在一起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
爱情是胜过世间一切良医的神药,加上计算机研究这副独特的补剂,王选终于走出生命的死亡线,重获新生。
五、相濡以沫——浴火重生的科研热情
1966年冬天的一个周末,王选躺在昌平200号北大分校冰冷的宿舍里,仔细听着门外的动静。终于,门开了,身材娇小的陈堃銶提着一网兜罐头和点心走了进来,王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身体刚有起色的王选,在一次去参加麦收劳动时再次一病不起。北大到处是来搞大串联的红卫兵,根本无法养病。王选便来到了远在郊区的昌平200号分校。每逢周末,陈堃銶都会从北大乘车到昌平镇,再走一大段路来看王选,这是王选最快乐的时光。
“王选,我们结婚吧!” 陈堃銶把手里的东西往桌上一放,对王选说。这是她想了一路的一句话。
王选一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的身体这样,怎么可能结婚?”
“正是因为你的身体,我们才要赶快结婚,这样可以在学校要一间房子,我可以名正言顺地照顾你!”
“可我怕影响你的前途……”
“怕什么啊!”
听了陈堃銶的话,王选心中溢满温暖和感动,千言万语涌动着,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1967年2月,北大未名湖畔的一间小屋里,婚礼悄悄举行。陈堃銶花一元钱买了一块小搓板儿,同事们找来两张单人床一拼,两个人把各自的箱子铺盖搬到一起,就算是结婚了。
在那段政治运动冲击的艰难岁月中,王选和陈堃銶始终相互搀扶着。
1972年春,王选苦闷彷徨之际,悄悄为北大“150机”设计出巧妙的两位纠错码方案,虽无名无利,却点燃了他重新进行科学研究的热情。
(下转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