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衡哲:聆听历史声音,寻找回家的路

    期次:第1506期   

贺桂梅 贺桂梅、 、 倪文婷访谈整理 倪文婷访谈整理 《 《回家的 回家的路 路, , 我与中国 我与中国— ——美国历史学教授舒衡 —美国历史学教授舒衡哲口述 哲口述》 ,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8 2018年 年

2009 2009年 年, , 舒衡哲 舒衡哲 ( (左 左) ) 与乐黛云教授 与乐黛云教授


■ 校报记者 崔嘉楠
舒衡哲(Vera Schwarcz),美国卫斯理安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犹太史研究专家,也是诗人和作家。1979-1980年,舒衡哲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是中美建交后第一批官方交换学者之一。
1947年,舒衡哲出生在罗马尼亚克鲁西地区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5岁那年随家人移民美国。虽然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在舒衡哲的童年印象里,一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历史阴影存在。由于从小生长在至少7种语言的环境中,这培养了她对语言的敏感与天赋。但也正因如此,青年时期的她一度感到自己完全没有母语,甚至想要脱离自己的历史。
1979年,舒衡哲踏上了一条“离开”的路,飘洋过海来到北大学习。但她未曾预料到的是,这成为了一条寻找的旅途,令她听见历史的声音,也找到了回家的路。
北大求学岁月
1979年2月,在中美正式建交前夕,当时已在维斯大学教书的舒衡哲在面对前往中国的机会时,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要去!”虽已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舒衡哲却毅然选择了进入并不擅长的中文系学习。与其他来中国的美国学生不同,舒衡哲上的具体课程比较少。“我琢磨着来北大学什么,当时我更多想获得的是参加一些学术会议的机会,了解当时中国学术界如何谈论五四运动研究中的一些历史问题。”
“‘文革’结束后,我可能是最早利用北大图书馆进行学术研究的人。”经过一系列的审核、批复,北大外事办公室(现北大国际合作部)将全套《新潮》杂志及各种馆藏资料提供给舒衡哲。“我之后用了三四个月来阅读,在当时能看到《新潮》杂志是十分困难的。”舒衡哲说道。
在北大学习的一年半中,舒衡哲住在北大南门旁边的26号楼。谈及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舒衡哲回忆起1979年“五四”当天在北大观看电影《青春之歌》的场景。彼时,舒衡哲是一位共产主义信仰者,能有机会同中国学生交流,还曾一起去公社劳动,因此这部电影令她深受感动。“2009年5月重回北大,有机会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再次观看《青春之歌》,真是非常奇妙的感觉。”
舒衡哲初到北大时,中文系分派乐黛云担任她的导师。仅仅经过两三次的交流,两人间的关系便已超过了普通的师生关系。“刚到北大一两个月我就生病了,乐黛云采了黄玫瑰送给我。当时的我不需要中药、西药,乐黛云送的花就是最良好的药。”乐黛云不仅与她有着学术上的联系,更是她生活中的挚友。周末,舒衡哲常常跑到乐黛云家中吃饭,并和乐黛云、汤一介一同外出散步、爬山。她特地买了一辆自行车,骑行到天安门、故宫、圆明园等名胜游览。1980年回美国时,舒衡哲将自行车留在乐黛云家里,之后的十几年间每次回北大,她都继续用原来的这辆车。
在北大期间,舒衡哲与许多老师都结下了不解之缘。通过乐黛云的介绍,舒衡哲认识了王瑶、侯仁之、季羡林等人。“我和王瑶刚认识的时候,经常一起喝茶,后来慢慢开始谈论关于鲁迅的问题。我后来的《鸣鹤园》一书写的就是王瑶的家,这算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吧。”1979年底,舒衡哲的男友杰森·乌尔夫(后来成为她的丈夫)来北大找她。杰森在美国是生物系的教授,舒衡哲也因此认识了北大生物系的老师。“北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其实没有什么根本的分别,他们都是地道的文人。比如生物系的陈阅增,他对我关于中国与犹太人记忆的研究帮助很大。”
返回美国后,舒衡哲出版了一本《漫漫回家路:一部中国日志》,以她在中国的日记为主体,描述了她如何看待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有意思的是,舒衡哲所谓的“回家”是指自己对美国和犹太人的了解,而“中国”则是她离开“家”的路途。为了脱离犹太人的历史,舒衡哲开始学习中国历史。但正因“漫长的离开”和北大一年半安静的时光,才让她重新理解自己的文化认同以及对自我的体认。
聆听“五四”老人的声音
中国启蒙运动研究和犹太文化研究是舒衡哲学术世界的两大板块,而这两个板块又以北大为媒介奇特地结合在一起。1971年,舒衡哲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研究中国的五四运动。初来北大时,舒衡哲是美国学院中一个激进的年轻“左派”教师,对“五四”的最初兴趣源自于“革命”“启蒙”和“毛泽东”几个关键词。然而,通过在北大的学习和生活,她逐渐意识到“五四”不仅是启蒙历史,“五四”思想更是从未结束,单凭历史资料无法弄清“五四”时代的历史全貌。1979年深秋,舒衡哲开始陆续拜访曾亲历过五四运动、尚健在的重要知识分子,并进行了为期五年的口述史访谈,试图从历史概念研究转移到聆听历史的声音,聆听那些“五四”老人们生命中活生生的细节。这些访谈资料一方面补充了原来局限于书面材料的“五四”研究的不足,同时也开启了一种新的深入历史的研究方式,即口述史研究。
舒衡哲的第一位采访对象,是五四时期的名人张申府。“张申府这条历史线索和他对待传统的方法是比较特殊的。”在口述实录的基础上,舒衡哲也收集各方资料,访谈了一些张申府周围的人,结合自己的访谈日记,撰写了《张申府访谈录》一书。除了张申府之外,舒衡哲还陆续拜访了张岱年、朱光潜、梁漱溟、冯友兰、许德珩、周扬等人。与这些“五四”老人的接触,使得舒衡哲开始关注政治运动与历史创伤的真相,以及它们如何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四”遗产产生影响。
舒衡哲的博士论文《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的英文版于1986年出版。这是她多年从事中国五四运动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在海外中国学研究界和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更成为研究中国五四运动史、启蒙思想和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必读书。1999年和2009年,舒衡哲应邀到中国参加了五四运动纪念活动。她说道:“过两年(2019年)我可能又得来,我感觉自己有这个责任。”
舒衡哲不仅是一位中国史研究者,同时也是犹太人文化记忆研究的重要学者。在一次口述史访谈中,张岱年曾对舒衡哲说:“因为你是犹太人,你更能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你们的民族也同样遭受苦难。咱们是知音。”自此,有关“记忆”的主题不断出现在舒衡哲的研究中。1998年,《在断裂的时间之河架桥:论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文化记忆》一书出版,这也是她对犹太文化记忆与中国文化记忆之间个人和历史的联系这一问题的思索。
“理论是我思想发展的障碍。在访问过许多历史当事人后,我开始更加关注怎样以扎实的历史资料贯穿我的研究,让许多在正史中无法听到的声音浮出水面。”舒衡哲如是评价五四运动史研究对她整个学术生涯的影响。正是从北大开始,舒衡哲深入到中国启蒙运动和知识分子精神的内部,从张申府、朱光潜、王瑶、乐黛云、汤一介等中国知识界这些重要人物开始触摸到20世纪中国启蒙与革命的复杂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在有关中国启蒙历史记忆的思考中,她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文化认同,开始思考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用“汉学家”的方式来理解中国历史和自己作为犹太人的欧洲历史。
鸣鹤园的记忆与声音
“那些天,我在北大的清晨中醒来,从勺园路散步到李大钊和蔡元培像前。我心想,他们是我研究的课题,也是我钟爱的母校校景。而现在,他们也是我的‘朋友’。我听见喜鹊在树梢唱歌,欢快的小鸟和美丽的大自然使我觉得在海淀区的一隅找到了自己的家。”
对舒衡哲而言,每次回北大都有回家的感觉,她熟悉这个校园的几乎每个角落。1993年10月,舒衡哲回北大参加“梁漱溟、汤用彤、张申府学术研讨会”,见到新落成的赛克勒博物馆时,才注意到翼然亭(今校景亭)、19世纪的清朝、燕京大学、“文革”时期的“牛棚”之间的历史联系,并萌发了写一本书的念头。
2009年,舒衡哲关于北大园林研究的著作《鸣鹤园》中文译本出版。书中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鸣鹤园中的人事变迁,同时融汇了口述史、思想史和园林史的多种材料,指引人们去倾听“那些已经无法开口的人们所发出的嘶哑的声音”,从而打开曲折的历史所赋予这座园林的特殊寓意,追念中国近现代经历的几度磨难、劫毁与重生。
“在不堪回首的往事洒下的光芒中,一个见多识广的来访者依旧能够发现它那残缺的美。”舒衡哲借助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感性的笔触,汇入自己对这座园子的深情,她在用西方视角冷静分析的同时,还注入了所有古老民族普遍带有的略微悲伤却充满智慧的眼光。关于鸣鹤园的研究,延续着舒衡哲与北大的故事。在她看来,自己的历史研究工作从来都是一个寻找的过程,无论是寻找语言的声音,还是寻找历史的声音。
对于舒衡哲而言,北大是她“真正的母校”,她把每次回北大的机会都当作最后一次,十分珍惜。从历史理论研究到对历史个体的倾听,从“离开”到“回家”,舒衡哲的学术思想与文化认同曾发生过一次巨大的转变,起点就在1979-1980年,她作为中美建交后第一批来到中国的访问学者,住在北大26号楼的那些日日夜夜。
(本文由校报记者崔嘉楠根据贺桂梅、倪文婷访谈整理的《回家的路,我与中国——美国历史学教授舒衡哲口述》一书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