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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68期(总第1468期) 2017年12月15日   本期四版  上一期  下一期  更多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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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纵古今 学贯中西

“北京大学第一届古典学国际研讨会”撷要



作者:■ 校报记者 王可心 刘静怡


胡敕瑞 胡敕瑞
  孙玉文 孙玉文




汪维辉 汪维辉




陆胤 陆胤


2017年11月17-20日,由人文学部主办、中国语言文学系承办的“北京大学第一届古典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和文献研究的古典学视野”在人文学院召开,共有来自中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分为开闭幕式、分组讨论、圆桌会议等几个阶段,其中分组讨论为期两天,共分五组,学者们在会上各抒己见、充分交流,展示了古典学各学科的交融与碰撞。本报特摘取部分学者的学术报告,借以管窥盛况,发微主旨。
胡敕瑞:一段话中的两个疑误
北大中文系胡敕瑞教授摘录了《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的一段话,认为其中“小子敢悉考绩”的“悉”和“冠挂不顾”中的“挂”均为字形讹误,“悉”为“述”之讹,“挂”为“顷(倾)”之讹。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从出土文献出发,引证马王堆帛书等材料,说明从“辵”之字有时会讹写成从“止”之字;而在草书中,“止”和“心”又因形近而常常相混。他进一步引居延汉简等例,说明“心”“辵”两旁均有可能省为下划一横的写法,认为这也是造成讹误的一大原因。除此之外,“悉”所从“釆”旁,有“术”形异体;“述”所从“术”旁,有“米(釆)”形异体。传世文献中也有例证,《颜氏家训·书证》中的一条材料可证明“在汉魏六朝时期,‘悉’‘述’相误是一种常见现象”。综上,他认为“悉”为“述”之讹。这条讹误的厘清还可校正《吴越春秋》及其他典籍的一些错误,比如《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无变悉乎”与“吾志不悉矣”。其他古文献中的“悉”和“述”也有讹误,比如《说苑·政理》“未尝有如主君问丘之术也”,可能也是因为“悉”“述”讹而“述”“术”通所导致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首先从上古音入手,“‘挂’从圭得声,古音为见纽支部,‘顷(倾)’古音为溪钮耕部,声纽均为喉音,韵部支、耕为阴阳对转”;进一步举证,中古从圭得声的“跬”字可作“(足顷)”或“顷”。将“挂”读为“顷”也符合古代的风俗习惯。古代有对镜正衣冠之俗,《申鉴》有“侧弁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抱朴子·外篇》有“明镜举则倾冠见矣”,皆是其证,“侧弁”“倾冠”都需对镜调整,“冠挂不顾”本指冠弁侧倾而无暇照看镜子,引申为无暇顾及之意,用这个词汇来描写大禹治水的辛劳,也符合古人用“衣冠不正”指涉人事匆遽的话语习惯。《淮南子·修务》中的一则异文材料成为此论述的有力证据。其言“冠[左危右支]弗顾”,[左危右支]即“欹”,不正之辞,《诗经》“采采卷耳,不盈顷筐”,陆德明引《韩诗》说“顷筐,欹筐也”,“冠顷不顾”正可与此相互引证。
孙玉文:漫谈中国古典学
为适应时代需要,北京大学中文系即将创刊《中国古典学》杂志,孙玉文老师在这次论坛的圆桌会议中畅谈了自己对中国古典学研究的看法,以祝贺刊物创刊。
孙玉文指出,自己理解的中国古典,是指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涵盖经史子集各个部分,中国古典学就是对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而“国学”与“中国古典学”的内涵和外延一致。研究古典学不能不涉及什么是经典这一问题,经典的核心区域是十分清楚的,儒家的《十三经》,道家的《老子》《庄子》都是公认的经典,但经典和非经典的边缘地带是很难划分的。同时,孙玉文指出现在有人将国学限制在儒学的范围内,这对全面继承我国优秀文化是没有好处的,必须重视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的经典。之后,孙玉文从古代文献的文本本身和当今社会的需要两方面就“为什么要研究古典学”作出自己的分析。中国古代典籍文本本身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营养,足资后人汲取,它保留了中华民族三千多年来面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挑战所取得的认识成果,展现了先民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生生不息的生活体验,值得花大力气去研究。从现实角度看,中国典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归依;是中华民族形成凝聚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后人创造新文化的重要活水源头。就“如何研究中国古典学”这一问题,孙玉文给出自己的六点建议:1、必须具备坚实的古汉语基础;2、必须打好古文献学的基础;3、必须充分重视出土文献,处理好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4、必须分清读进去和读出来的关系,所谓读进去,就是要设身处地,读懂古书的原意,所谓读出来,就是不被古书牵着鼻子走,有破有立;5、必须理顺分析和综合、具体考证和理论探讨之间的关系;6、必须解决好“述”与“作”的关系问题,要重点发掘,利用前人没有发掘出来的问题、没有有效利用的文化成果,服务于当今的文化建设。
常森:儒墨道心性学说中的“故”
以及相关论说——从一句话进入思想史
北大中文系教授常森的报告主题是《儒墨道心性学说中的“故”以及相关论说——从一句话进入思想史》。整篇报告以《墨子·经说上》里“霍,为性,故也”为核心。常老师指出,这句话的意思前人几乎完全不能理解,即使是墨学大家如毕沅、孙诒让、吴毓江均甚懵懂,几人的训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错误,因为他们未能把握《经说》此语所产生的历史语境。常森认为“霍,为姓”之“霍”为[左霍右鸟]之省文,同“鹤”,“为”字殆指猕猴,而完整解释这句话,核心范畴是“姓”(性)和“故”,核心关系是“性”和“故”的关系;其意思是,鹤、猴之性即为其故,就是说,鹤、猴之性即是其原本如此的性质和状态。
关于“性”“故”两范畴及其关系的论说,滥觞于上海博物馆藏《诗论》所载孔子论人性之“古(固)然”。这两个范畴及其关系的话题,是在孔子及孔门七十子的学说体系里奠基和确立的,新见早期儒典隐含了孔子“民眚(人性)固(古)然”的概念,抽象和分析出“性”与“故”两个特定范畴的过程,而这两个范畴的关系在这些儒典中也已经基本展开。总之,儒、墨、道诸家均曾关联“故”来论“性”,唯持见有所不同而已。《墨经》里的这句话,虽未拿人之性来与禽、兽之性相较,但它几乎暗含着一种判断,即与禽兽之性相对的人之性乃是生成性,也就是说,人之性并非单纯就是人原本如此的性质和状态。综合来看,“命”“故”“性”三者复杂而密切的关系,早已见于《眚自命出》等儒典了,庄子后学几乎将它们全盘拿过来,《墨经》谓“霍,为姓,故也”,与《庄子·达生》谓“吾始故也,长乎性,成乎命”,实拥有共同的语境,而在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里,以“故”论“性”,乃是大家的共同话题,尽管各家的认知并不完全相同,对于“性”与“故”有高度关联一事,则并无疑义。《庄子·达生》篇论“性”“故”“命”之关系亦自有其特别的意义,即显示了该话题的普遍性,根据《墨子·经说上》的论说,可知它秉承了孔门七十子乃至后学的影响,无论是话题还是观念上,都与《眚自命出》《五行》等儒典有鲜明的一致性,而再进一步上溯,则可上推至载录孔子《诗》说的《诗论》。表明自孔子肇始,至七十子及其弟子定型的相关学说,已经产生超学派的影响。
汪维辉:《诗经》“谁适为容”“谁是与谋”解
来自浙江大学的汪维辉教授重点讨论了《诗经·卫风·伯兮》的“谁适为容”和《诗经·小雅·巷伯》的“谁适与谋”中“适”的词性和词义。他首先征引了有代表性的前人诸说,比如“谁适为容”有“主也”“相当于‘独’‘专’”“悦也”“值也”“当也”“语助词”等义,“谁适与谋”有“往也”“主也”“专也”“约也”“犹是也,衬字”等义。他还对这些解释做出了评议,认为“以上诸说除了杨合鸣之外,均未得《诗经》本意,犯了‘虚词误解以实义’的错误”。杨合鸣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两句话都是宾语前置句,“‘谁’充当介词‘为’和‘与’的宾语,前置,句意是‘为谁戎’‘与谁谋’,‘适’只是衬音助词,相当于‘是/之’,没有实义”。汪维辉不但给予认可,还补充了其论述的未善之处。
他指出,“谁”作为疑问代词,符合先秦汉语中疑问代词充当宾语须提前的普遍规律,“谁”充当“与”的宾语常见;充当“为”的宾语则比较少见。而其中也可插入一些其他成分,比如《诗·邶风》“云谁之思”、《诗·小雅·正月》“伊谁云憎”等,但是插入“适”的却只有这两例。可以予以比较的是《左传》中“吾谁适从”“众谁适从”两句,杨合鸣将其也看作是宾语前置后的衬音助词,汪维辉则认为这其中存在些许不同。他进一步考察了将“适”看作衬音助词的可行性,认为“适”“之”音近,两句中的“适”可能就是西周春秋时期“之”的一个方言变体。同时,他也坦言,虽然他为两句句式找到了一些旁证,但这种用法在传世文献找不出第三例,“《诗经》中有一些特殊的词语和句式”却是不见于其他上古载籍。幸运的是,他从出土文献中找到了相似的例子: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六经·果童》有“谁敌(适)繇(由)始”“繇(由)果童始”,原注说其句法与前句同,且据唐兰考证,本篇属于《汉书·艺文志》的《黄帝四经》,写成时代应该在战国前期之末到中期之初,即公元前400年前后,与《左传》相差不远,由此,汪维辉认为两句的解释“应该可以尘埃落定了”。另外一个疑似例子则来自《清华简·芮良毖》“而隹(惟)啻(帝)为王”,不过此句释读目前尚无定论,故列以备考。
他在最后探讨了这种“适”及同类的“是/之”等成分的性质,目前主要有“复指前置宾语的代词”和“助词”两种看法,前者影响大,但问题在于可以进入这个位置的词类颇多,有代词、介词,动词等,无法用“代词”来衡量,复指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后者的解释力在汪维辉看来更强,但是也有问题——这个位置上可以出现两个字,但如果是标志的话,出现一个即可。他认为这可能是出于音律的要求,两个字起到凑足音节的作用。
张新科:再论《史记》文学经典的形成
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张新科教授简要回顾了有关《史记》文学经典建构过程的学术背景,接着从五个层面对其做了深入探讨。
首先,从文体学的角度看,他认为《史记》本身是对前代文体的一次大综合,也具有对前代文体和作品经典化的意义。他统计了《史记》所收录的各种文体数量,并且指出其故事的涉猎范围十分广泛,从朝廷到民间,从政府文告到文人作品;且有文学史的意义,反映了从先秦两汉以来的文体发展轨迹。其次,从经典影响史的角度看,他认为《史记》独特的体例成为以后许多文学文体学习的榜样,比如咏史诗、戏曲、古典小说、传记等。以古典小说为例,纪传体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以致后代小说大多采用纪传体,不少作者坦言受《史记》影响。其三,从《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途径来看,“文学选本”“《史记》选本”“古代评点”“古代文论”“古代教育”中和《史记》相关的命题都应当却还未得到充分讨论,这些不同侧面可以反映出《史记》在历朝历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况,我们也能够认识《史记》作为文学经典的魅力与生命力。其四,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由于不同读者接受《史记》的目的各不相同,因此研究可以从不同读者群入手,进而发展出“帝王与《史记》”“文人与《史记》”“文学家族与《史记》”等不同面向,在这之中,《史记》在国外比如日本等地的传播应作为重要对象予以考量,进而合理评估《史记》的影响力。其五,从书写工具的变化来看,抄本、刻本直到今天的网络时代,书写工具的变化对《史记》的传播和接受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此,他提出“抄本时代的《史记》”“课本时代的《史记》”“新媒体与《史记》”等命题,以分门别类地探讨《史记》文本的不同传播形式及其影响。
陆胤:经训、文辞与国族共同体——
清季新学制的古典教育规划及其思想渊源
北京大学中文系陆胤老师认为,晚清新学制的引进和新学堂的创设,对于近代国人共同体意识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次报告中,他以论述分析《劝学篇》和癸卯学制为中心,考察官方在新学制框架内规划经学和中国文辞教育,从而塑造国族共同体意识的探索。戊戌维新前夜,在趋新分子“世界主义”论述的刺激下,张之洞的《劝学篇》发扬了“保国至上”的高调,可视为近代国族共同意识的一个源头。从《劝学篇》到癸卯学制,都是要以“学”立“国”,课程规划即借鉴外来“普通学”的理念,又贯注着近世“士大夫之学”的精神,强调古典教养。其培养目标具有近代国民和传统士类的二重性,进而使其理想中的共同体意识分化出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除了与趋新势力共同追求的“公共共同体”,以“经书诵读”和“中国文辞”的古今沟通为媒介,有别于线性时间观的一种“共同体诉求”,亦在官方学制主导者的国族构想里。张之洞在危机时势的刺激下,从文教角度为构建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套有别于西洋、日本既有经验的新方案,这套规划或许为时代意见所限,在清末民初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却有可能作为一种思想潜意识,成为后世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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