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危机中的高等教育理念

　　11月7日，北京论坛伯克利加州大学专场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 由伯克利大学的斯科特·比迪（ F. Scott Biddy）教授主持。来自北京 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的学者围绕危机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理念与前景 展开了讨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 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此次危机带给不同体制下的高 等教育怎样的冲击，在危机中高等教育需要寻求哪些突破与发展， 论坛上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讨论。 相同的危机，不同的视角北京大学教授阎凤桥在他的报告讲到，中西方在知识结构、思 维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别。虽然历史证明西方知识体系具有优越性， 并且已经在中国现代社会居主导地位。但是我们仍然发现中西方 学者在阐释相同现象时不同或者截然相反的视角。中国的传统知 识结构注重人文社会科学，对知识的掌握学习是从整体上进行把 握，所以中国传统上没有明确的知识分科。而西方的知识体系更注 重自然科学的研究，学习方法上来看，西方注重实验分析，关注具 体问题的解决。
　　在本次论坛上，与会人员可以明显感受到上述差别。伯克利大 学的教授的报告主要是从自身出发，阐述此次危机带来的影响，问 题的解决也主要是立足于自身。伯克利大学大卫·霍林格（ David A. Hollinger）教授详细的阐述了作为社会公益的伯克利大学所遇到的 此次危机的挑战。他在报告中指出，作为实践“加州理念”代表的伯 克利大学，一直以来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种社会公益，而不仅仅是 私人利益，致力于提供大众的精品的高等教育。作为一所公立学 校，其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拨款，但在这次危 机中，伯克利大学的教育经费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危机下，政府和 商界精英不再愿意像以往那样来支持这一项事业。
　　来自伯克利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卡尔·海塞( Carla Hesse)阐述了 伯克利大学在面临上述问题的一些举措。她认为应转变公立高等 教育观念，公立学校的“公”(public)不是通过“谁出资”（who pays） 而是通过“谁受益”(who benefits)来定义。这样公立学校可以多方筹 集资金，比如创造营收、社会捐助等，而不再局限于联邦和州的财 政支持。此外，她谈到21世纪研究基础结构也应做相应的调整，在多 种资金渠道支持下，基础研究结构应由工具驱动型向项目驱动型 转变。在项目研究中，人才可以比较自由的流动，这样可以增强大 学研究的灵活性，同时在短期的合作中运用好资金。
　　北京大学的代表则是从中国整个教育体制着手。正如北京大 学施晓光教授在论坛上所说：当我们谈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意指 她的50多个州，而当我们再谈到“中国”的时候，所指的是中国这一 个整体。所以我们谈美国的公立教育时，它是五十个模式，而在中 国的公立高等教育是一个整体，一个模式。北京马万华教授，描述 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框架，并对中国近十年的高等教育进行的 改革和努力做了概括的介绍。她谈到中国现有4000所高等院校， 2600万名高校在校生，2007年的高校入学率达到23% ，中国的高等 教育体系在世界上来说是最庞大的。同时，近十年中国进行了大量 的改革和努力，比如鼓励支持私立学校，让大众更容易获取高等教 育的机会；高校合并提高学校的整体竞争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注重人才的引进等。她同时还提出，虽然有些改革受到广泛的质疑， 比如高校合并，使得大学的特色减弱，同质化增强，但同时也不可否 认这为学术的合作与竞争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她指出，中国之所以 这样竭尽全力建设研究型大学，是因为在数字差的背后，是知识落 差和教育落差，中国政府力求通过推动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来缩小这 些落差。 不同的模式，相同的使命伯克利大学教授叶文心对中美两国公立高等教育进行了对比 分析。她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折射出中国整个国家的发展 变化，每一次的教育改革都与重大社会变革紧密相连。她指出，中国 的现代高等教育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公立教育 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家确立了高度统一的标准。从招生名额、学 位要求、专业设置到大学的人事、管理都由教育部统一协调管理。而 在美国，公立学校只是从政府获得资金，进行自我管理，在大学的事 务范围内有很大的自主性。她的报告还提到中国1997年开始实施的 大学扩招，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专家认为，这次扩招是在教育设施和 师资力量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大学在扩招，另一方 面政府的教育资金投入减少，所以就出现了教育产业化，学生缴纳 更多的学费、学校开设更多的的创收项目以弥补资金的不足。同时， 国家集中资金建设优秀高等教育，这包括中国的“211计划”、“985计 划”。越优秀的高校获得的资金越充足。她指出在这样的中国语境 下，最公立的学校，就意味者承担成为最卓越的使命。
　　此外，大学的独立性也是伯克利大学教授一再强调的问题。叶 文心教授在她的报告中谈到，如果伯克利大学不能进行自主管理而 受制于规章限制，它是无法在打破知识落差和代表下层社会大众利 益方面取得突破的。在海塞（ Hesse）教授的报告中也对此问题进行 了相关的阐述，虽然公立大学可以尝试从多方获取资金，但必须确 保其自主性不受出资人的控制。这一问题也引起中国学者的思考。
　　叶文心教授指出，中国著名的大学都是由政府出资的公立院 校。但与美国大多数公立院校不同的是，它们高度精英化，要求严 格，对资源的配备、学生才能和入学比例有严格的要求，其标准类似 于美国顶级的私立学校。但无论如何，在服务大众打破知识界限方 面，两国的公立大学都有一系列相通的理念。在经过观点的碰撞和 讨论后，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不同体制下，寻求切实有效的方法， 解决相关的全球性问题，在未来更好的为大众服务，是两国公立院 校的共同使命。 （鲁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