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沈钧儒与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的文墨之交

·刘志强

    期次:第1196期   


上海滩老照片


  越南近代著名革命志士潘佩珠 (1867-1940),别名潘是汉,号巢南,是20世纪初期越南的民族主义革命家、著名的爱国志士,被称为“越南的孙中山”。潘佩珠出生于越南乂安省南坛县一个贫苦学者的家 庭,从小受其父亲的影响而成长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年轻时,他曾号召一些爱国青年组成学生军反抗法国的殖民入侵,并在 1904年5月成立了越南维新会。在1905年至 1908年居留日本期间,他认识了中国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也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和章太炎。1912年1月,他在广州目睹了辛亥革命的 成功后,改组越南维新会为越南光复会。1925年, 他在上海遭到法国特务秘密拘捕,后在越南顺化终身软禁直到逝世。
  潘氏与孙中山、梁启超等的交往早已为学界所熟知,但他与胡适、沈钧儒的关系鲜为人知。
  1923年,潘佩珠在上海法租界文明印书局印行其著作《天乎帝乎》,胡适和沈钧儒均为这一著作题序。胡适序曰:
  近二三年来,中国人士,对安南忘国的惨痛, 似乎很冷淡了。有时候,少数文人也用“安南朝鲜”等字样来警戒国人,但他们说的话大都是拢统的模糊影响的,没有证据的,所以不能使人深信而感动。现在我们得读潘是汉先生《天乎帝乎》 一文,审查他列举的历史上和法律上的确证,使我们不能不深感亡国的惨祸竟有如此之烈,使我们不能不向安南的志士们抱无限的同情。法兰西民族素以“自由,平等,人类胞与”三大纲自豪,然而他们对安南人的手段真可算是人类史上的一大耻辱。我们从前读古书上说秦始皇的虐政,有什么“偶语诗书者弃市”的话,总有点不相信,不料我们倒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法兰西民族定的 安南刑律第六十七条“二人以上商议其行为谓之阴谋”一句里寻蓄了这句古话的注脚了。我们很郑重地介绍潘先生的血泪文给全世界爱人道的读者。
  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八日 胡适该序还收录入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印 行的《胡适文存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 版的《胡适文集》也收入了该序。
  查《胡适日记》记载:
  (1923年9月16日)“越南志士潘是汉赠送《天 乎帝乎》二十册。”
  (1923年9月23日)“有越南人‘巢南子’潘是汉先生带了四个同国人来访,他去年著有《天乎 帝乎》小册,我为作一跋,他用作小序。我劝他们提倡越南白话,造成国语文学,以为新国家的基础。”
  这些记录原收录于胡适所撰《山中日记》中, 当时胡适正在杭州的名胜古迹景点———“烟霞三洞”养病,想不到潘佩珠却在这时两次造访。通过胡适的日记我们得知,潘氏小书———《天乎帝乎》 应是1922年已经完稿,胡适在1922年已经为其作跋,但胡适日记在1922年并没有涉及与潘氏往来的记载。胡适劝潘氏提倡越南白话,对潘氏当有影响,潘氏后来也创作了不少“国语文学”。由此可知,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对越南亦产生一定的影响。
  潘氏《天乎帝乎》序二为沈钧儒所作,原序如下:
  自民族自决一语权注了全世界人类脑海以及。春雷一震不物眼。凡人何民族,为争自由争人权,决引能再长爱其他民族之压迫和虐待。这也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去年印度社会党首领甘地之被捕。爱之不动。以及事丽志士之前仆及继。就是民轴为争取自由人权抵抗异族的表徵。潘是汉先生为国叫矣。垂二十余年,今读其《天乎帝乎》一 文,全是热血痛泪涌永凝结,是以唤起世界人类的同情是无可疑的。教育、法律、政治国家生存之要素也。今人国者即假此三者以行其不恶。语云: “唯名与器之可以假人”此之谓矣。吾及于潘君愿更达一言:天是苍苍的,帝是藐藐的,代表天,帝就是越南人自己。故陈非越南人自己去奋斗和改造,决没有云雾而见天日之希望。吾愿越南民族努力,我更愿意全世界爱和平者去援助他们。 沈钧儒潘氏在其《自判》一书中也未提及与胡适、沈钧儒交往之事。沈钧儒此序未题有年月,查《沈钧儒年谱》,也未见有所提及,但从《天乎帝乎》成书和出版时间我们可以推断此序约在1922年所作。
  另从《天乎帝乎》一书所录《上书》一文,我们可以猜测潘氏是毛遂自荐,主动请胡适、沈钧儒为其所著新书宣传。其《上书》一文曰:
  呜呼!万物一体,四海同胞。以狱中婴儿哀号欲绝之声,而触于耳者,不为之恻然。凡为人类,谁复出此。
  敬闻先生热心仁道,力扶公理。每愿美洲之黑族,遇林肯而解奴,行看地狱之众生,赖释迦而得度。谨呈斯集,聊达哀鸣,乞发鸿慈,惠为声援。 口舌笔墨之力,比于金钱枪炮,更万之倍。惠而不费,溥哉仁言,无任感激檮颂之至。
  此呈先生鉴上海(中国)……(1923)越南潘是汉从胡适、沈钧儒给潘佩珠著作所题的序和他们与潘氏的交往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几点思考:一 是胡适与沈钧儒一样同情越南的遭遇,都呼吁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去援助他们。而沈钧儒则更强调越南人民更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求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二是潘佩珠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在不认识胡适、沈钧儒的情况下,以所谓“上书”的形式来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宣传,以引起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对当时法国殖民者对越南的非人道统治的愤慨和对越南的关注和同情。三 是潘氏的汉文功底深厚,所撰《天乎帝乎》一书得到当时中国著名文人的认可,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胡适、沈钧儒与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的交往 也可以证明这一时期中越文人之间的友好情谊。
   (作者广西民族大学讲师、北大外国语学院 在读博士生)